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我的故事之六: 一九四九,天翻地覆的一年﹝下﹞


我的故事之六:  一九四九,天翻地覆的一年﹝下﹞

我自能作文起便開始寫日記,從未間斷,早期的日記留在老家,已蕩然無存。從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從軍以後的日記,便一直留着。雖然在台灣初期東飄西蕩,無家可歸,身外無長物,唯但所寫日記都全都保留,完整無缺。從現在開始,我的故事不但會記載確定的日期,而且可以縷述當時的思想和感觸。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上級發下來每人兩套制服、兩雙膠鞋、三條毛巾、和一把雨傘,發雨傘是因為沒有軍帽。三天後,我們怒潮軍事政治學校約五百員生離開瑞金,沿着公路朝南進發。最後的目的地據說是台灣,但先到三十英里外的鄰縣會昌再說。行軍的陣容很滑稽,公路旁邊迤邐着兩列各式花花綠綠的雨傘,在稍高處前後望去見不到開端和盡頭。我在初中時常在校門口眺望對面「筆架凌霄」﹝註:瑞金八景之一﹞的山巒,總希望有一天會看到山巒之外是甚麼樣子。校門前的綿江的河水也把我的想像帶到遠方的大江大海,我這時不但沒有離情別緒,相反的是興奮和期望,因為小時的夢想就要實現。

隊伍沿着公路緩緩的行進,不像行軍,倒像學校去遠足。我們一路談談笑笑,打打鬧鬧,第一天走了約二十英里。這第一天的行程比起我在高中時從長汀走回家容易,那時一天要走三十餘英里,所以第一天的行軍對我來說如同吃酥豆子一樣的輕鬆。第二天到了會昌便紥了營,分別在各村老百姓的廳堂打通舖。停留的原因是廣東東北部,我們所必經的山陵地帶為土共所佔據,我們尚未受過戰鬥訓練,由胡璉兵團所轄第十八軍先行把路打通。其實那時的十八軍也是戰敗後重新改編,戰鬥力並不很強,但土共加上一些國軍的叛徒﹝吳化文部﹞更是烏合之眾,一擊便退。我們在會昌駐紮了約一個多月,學校利用這機會開始基本教練,而且授槍。我拿到的是一桿清代漢陽兵工廠造的套筒槍,打了五六發子彈後便槍管發燙,無法再射。每天全體都要在大太陽下站大半天,聆聽長官訓話。我們初剃光頭,沒有帽子,又不准打傘,很多人受不了昏倒在地。因此開始了第一波的濳逃,我從初中到高中的一位好朋友楊榮鑾也在其內。

好友的離開使我心中對我對參加這部隊初時的熱忱澆了一盆冷水,心裡開始有點恾然。榮鑾的新婚妻子在前一日遠從瑞金來探望,兩人在外面唧唧噥噥了半天,第二天早上起來發現他的床位便空了,使我若有所失。但新婚燕爾,也使我不得不為他再與年輕美麗的妻子重聚而高興。此後常常想起他,深知以他家的富裕,在老共統治下必不會過着如以前那樣舒適的日子。大陸開放後我打探他的消息,無人知道他的下落。一直到我退休遷到洛杉磯後才由一個老同學告知,在他家被清算後,給派到深山裡的一所學校教英文,妻子帶着一個兒子却離開了他,他孤單的一個人直到七零年代正值一般人的盛年時過世。有時候我想為了妻子而脫逃,而妻却在困苦的情況下離開了,豈不諷刺。但設身處地,作為一個女人,這也許是不得不然的選擇,要不然或許連他的唯一的孩子也不保。

兩星期後,當地割稻子的季節來臨,農夫要在一定時間內把稻禾刈割,脫谷,晾乾後儲藏起來。通常的收獲季節總會有一批專門的幫工會一路從南到北,幫人收割。而當年兵荒馬亂,幫工無法前來,我們便由上級命令下田幫忙。割稻是我從小就慣做的農事,對我輕而易舉,比在烈日下站着不動,聽無聊的訓話強多了。但一些城裡長大的同伴,却不慣這種苦差事,於是又激發了第二波的逃亡潮。這次我幾幾乎也想逃回家,倒並不是受不了這苦,而是因為做這熟稔的農事而熱切的想起了家。過去唸書期間,不管多遠,只要想家便可以隨時打包回去,而現在情況不同,家裡要我不管去那裡,就是不准家去,祖父說過:「要死也死在外面!」所以不敢採取行動。

一天晚上,經過整天辛勞,大家都已累極睡靜,忽然聽到住鄰村的隊伍騷動,大聲吶喊,間竭之間還有槍聲。我們以為發生情況,全都躍起著裝,拎着武器要衝出大門,但隊長、區隊長却擋住門不准出去,命令我們回床繼續睡覺,半小時後鄰村的呼叫和騷動才慢慢平息。第二天我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鬧營」。鬧營是一種集體心理的現象,常常在進入戰鬥的前一晚或者在訓練極艱苦時發生。據說有些鬧營並不全是鬧,而是全體官兵都靜悄悄的全副武裝,集合列隊,有時會直站到天亮。我在軍中就只碰到這一次,此後不但沒有再碰到過,而且也很少人提起此類事情,也許嗣後軍隊的訓練不如以前的嚴苛。

最使我不習慣的是軍官們對學兵人格的不尊重,分隊長罵我們是禽獸,區隊長說我們是低級動物,隊長訓話時總說我們是無法教育的新兵,是「死老百姓」﹝或「活老百姓」﹞。大隊長方才承認我們是學生,副校長﹝校長名義上由胡璉兼任﹞却尊稱我們是「未來的希望」,「反共的生力軍」。我們的待遇隨着官階的增加而改善,但日常同我們在一起生活的總是低級官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隊伍再度開拔,經過許多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城小鎮:麻州、羅田、盤古墟、古潭等。但我聽起來却似乎有點熟悉,忽然我警悟到這就是我祖父母和父母十九年前逃共產黨經過的地方,因為從小就聽他們講逃難的經過,所以深印在腦子深處。如今為同一原因,踏上先人腳印。他們畢竟回到家鄉,而我將來是否也可以回去?強烈的鄉愁兜上心來,難受之極。

八月九日,正好是陰曆七夕,隊伍進入廣東第一個城巿,被土共占領過的平遠縣。所過之處村舍寥落,人煙稀疏,留下的鄉民對我們不友善,敵意頗深。這些土共本來就是土匪,利用這機會以土改為名燒殺搶掠。牆上到處是大型標語,如「歡迎大軍南下」之類。行軍途中乍見路邊有一具尸體,沒有人知道死的是誰,也沒有人過問為甚麼死的,我們瞟一眼便繼續行程。

八月十二日我們抵達一個大城,也是客家人的首府,梅縣。這是我所看到,除南昌外的第二大城巿。我們穿過街道,店舖住家都關門閉戶,不見人影。長途行軍的結果,我的腳開始起泡,所揹的槍長,我人又矮,行進時槍托一直碰在我的右足跟上,右足跟因此腫了起來。這時傳來消息,說是家鄉瑞金「解放」了。

過了梅縣到達一個小鎮休息,大家利用這機會到一條小溪去洗澡,洗完上岸時驚見每人身上都吸附着螞蟥,有的且有十數條之多。我因為在農村長大,螞蟥咬腿經常是有的,所以知道如何處理。我便叫大家不能去拉扯,因為這樣不但拉不下來,反而會斷成兩截。我叫大家用巴掌使力打去,瑪蟥自會掉落。這法果然有效,但我們每人身上咬痕都淌着鮮血,看起來非常恐怖。

一路行軍不但幸苦,對我來說而且痛苦,我們身上除了步槍,還有彈帶繞在腰間,背上背背包,頸間纒米袋。我一步一步的掙札,幾乎要落伍,但又不敢落伍,因為害怕一旦掉在隊伍後面為土共所俘虜,後果不堪設想。後來我才知道在隊伍後面有一個收容隊,專門幫助掉隊的官兵。區隊長張金銘看我實在不行,把我的漢陽造拿去,交換他輕便的卡炳槍讓我扛,使我輕鬆多了。我對他非常感激。他到台灣後,改名張顯威,去讀師範大學,畢業後派到霧社當中學教員,生兒育女,過着自由自在,與世無爭的生活。

八月十八日我們抵達一個叫「湯坑」的地方,我忽然發起高燒,身子熱得就像滾湯一樣,但有時又發冷。我真想躺下來休息,但又不能不隨眾行動,好在下午走了十里左右便到了目的地,山湖。部隊在此處徵用了五條電船﹝事實上是蒸汽動力船﹞,不一會便抵達汕頭,再行軍四里到了一個潮州汕頭間的小鎮,庵埠。

汕頭是妻的本籍所在,她出生在新加坡,大陸變色前三年搬回大陸。她父親也像其他在南洋經商有成的華僑一樣,抱着葉落歸根的傳統想法,帶了兩三百萬美元的家當,回鄉買地建屋,以為可以長住久安,教育子女,享受餘年。然而大局丕變,他在汕頭陷共以後,找人冒險把全家偷渡到香港。妻還記得在月黑風高之夜,由人帶到海邊,要小孩噤聲,由小船駁接到大船的情景。我去過汕頭不少次,相信也一定經過位於中山公園旁她的住宅,沒有想到當年七歲的未來妻子就在左近。

家鄉有人逃了出來,參加我們的部隊。據說老共己經開始「鎮壓反革命」,縣裡不少人給處決了。九月廿一日晚上,我夢見回到家裡,到處淌着鮮血。自此後便常常夢到被共產暴徒追趕索命,直到移居美國為止。

這段日子想家想得厲害,在日記中我常用散文來抒發心情,我關心家人的命運,懷念那遠山近水,綠色的山巒,廣闊的田疇,灣曲的河流。遙望地平線上的白雲,心裡絞痛。

我們到達庵埠時是襤褸的一群,穿着抗戰時庫存賸下的破爛軍服,木扣子早就掉落,露出前胸後背,膠鞋也都已經破裂,足指露了出來,有的且鞋面與鞋底分離,要用草繩綁住。一週後我們發了新軍服,新鞋子,武器也都更新。我拿到一支中正式步槍,槍膛可裝五發子彈,能連續點放。副食也改善了,大家都比較開心。這些都是由上級向當地徵用而來,因為那時的國民政府在大陸己經失去統治能力,補給完全斷絕,部隊只好就地取材。妻從小就聽過「胡璉」的名字,而且以「很糟糕」三個字來形容,相信這與我們部隊在當地徵派我們的補給有關,而且我們的某部還占用了她家的空房。

在此又開始了新的一輪基本教練,也開始練習打靶,約一個月後,我們便給鍛鍊成一支勁旅。我第一次打靶便中靶心旁的第十一圈,後來到台灣我的一班居然榮獲射擊比賽冠軍﹝見附圖﹞。訓練的結果使我們信心高張,很多人都有同一想法,如果去不了台灣,便要同共匪拚一死活。後來消息來了,說是我們獲得准許入台,於是我們便把向村民借用的用具歸還,並清理環境,打掃住所。九月廿九日我們登上了「海辰輪」,第二天船就開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大海,她的浩瀚無際使我驚嘆莫名。古語有云:蛟龍終須歸大海,從孩提開始我的夢想便常隨隨着門前的溪河流向着大洋大海,現在美夢成真,下一步要做甚麼我却不知道,在狂風暴雨中小小一片離枝的嫩葉,除了隨風飄盪外還能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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