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之五: 一九四九,天翻地覆的一年﹝上﹞ 曾治津
如果中共不再次打到我家鄉,我大概便會成為一個鄉土西醫,因為我當時準備報考醫學院。如果醫學院考不取,也有可能會是一個偏僻縣份的中學教員,因為我的第二志願便是理工。那時中國的工業尚未發展,理工畢業生工作機會少,而學校却在擴張,我在長汀唸高中時的物理和數學老師都是廈門大學理工學院的高材生。
一九二零到三零年代共黨盤踞我家鄉瑞金對我並無切膚之痛,我逃難途中在廣東出生,有關其殘暴的種種對我都是耳聞的傳說,而抗戰後政治之失序,經濟的紊亂,社會的動盪却是我所親歷,因而自然而然的跟着一般人的想法對政府感到失望。一九四八年底,山東省主席,國軍名將王耀武兵敗投降是一個震撼,我在南昌大華晚報發表了十闋叫「一半兒」的曲牌來諷刺此事,至今尚記得兩闋:
費心費力空抗拒,
省長大人卒被俘,
使我淚下泣唏噓,
悶葫蘆,
一半兒明白一半兒烏。
無端國事君莫談,
茶店老闆非空言,
談了也只恁辛酸,
等閑看,
一半兒糊塗一半兒懶。
一九四九年新年後不久,報童滿街喊叫徐蚌會戰﹝中共稱之為淮海戰役﹞大敗的消息,讀報後驚悉五個兵團的國軍精銳全被共軍殲滅。不數天南昌街道上便出現了大批士兵、難民、及流亡學生。同學們開始討論如何應付這即將到來的巨變,把考大學的事丟在一邊。我們過去向有「好鐡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說,而我親眼目覩國軍官兵的犯法違紀的行為。記得一次在公共汽車上,售票員向一個軍官模樣的軍人要求補票,他一拳便把售票用的拍紙板打到地上。﹝還好這拳沒有打到他頭上。﹞因此當朋友問到我有甚麼計劃時,我便說:「做甚麼都可以,就是不當兵。」
這時收到祖父的一封信,這是他唯一的一封信。祖父從不寫信,小村子裡沒有郵政服務,隔河對面的鮑坊岡雖有代辦所,寄信還是不方便。但主要的原因是鄉下人沒有寫信的習慣,從不起寫信的念頭。然而這封信是必要的,因為他要告訴我從此以後他再不能寄錢給我,田地已經賣不出去了,以後在外一切全靠我自己。三表伯劉惟佑﹝字保康﹞是南昌省立實驗小學校長,我把這情形告訴他,並說想回家時,他却堅持我一定要留在南昌考大學,當場就給我十塊大洋,把我留了下來。
有人在學校公告欄張貼了一張通告,叫大家不必驚慌,即使共產黨會來,也不過是「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已。」這佈告勸告同學們留下,但大部份同學都己收拾東西回家去了。街上的流民和散兵一天比一天多,南昌當地人也已惶惶不可終日。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二日,各報的頭條新聞是「江陵要塞司令戴戎光叛變,中共大軍渡江。」在此前大家還真對政府抱了一線希望,希望其所宣傳的所謂:「長江天塹,匪軍插趐難飛。」能是事實。如當局真能利用海軍的力量,一面防堵共軍不令其度過這四里寬的長江,一面整軍經武,安定社會,庶幾可偏安於一時。於今希望破滅,而雪上加霜的是臨川、吉安等向南的大門,不久便由親共的遊擊隊占領,南昌成為孤城,我即使要回家也回不去了。
搬家後的第三天正要出去閑逛,在校門口碰見大表伯劉惟甫的大兒子,表哥立威。我不知道他也在南昌,正奇怪他怎樣會從繩金塔一路找到心遠中學來,他却對我說我三表伯要我馬上回家。我說現在那裡去找車子,他說他有辦法,要我立馬跟他走。我要回去收拾行李,他說時間急迫,都不要了,便拉着我的手,轉彎抹角的經過幾條大街小巷,來到一條偏僻的小街。街上停着三部敞篷大卡車。士兵們沿街散散落落的坐着。他同一位軍官模樣的說了幾句話,看情形早就講定,所以不幾分鐘便把我托付給這位與表伯同村的劉連長。這連長轉身又把我交代給一位班長,要他看住我。沒有人理睬我,但我走開十幾步時班長便大聲命令要我回去,使我感覺好像剛被拉來,隨時準備逃亡的新兵。他們在街邊架鍋煮飯,丟給我一個牙缸和一雙筷子,與他們共進午餐。下午命令來了,開車啟程,因為臨川的土共暫時被擊退,公路己經通了,我們便紛紛上車開始行程。
這時上演一幕使我永不忘懷的人間慘劇,一對母女同我們一起等車,但到臨開車時班長却不准她們上去。母親說她丈夫在廣州國軍某部,懇求帶她一程,班長就是不讓。最後這母親把大概十五六歲的女兒推過去,說:「你帶她,你帶她,讓她跟你好嗎?」班長說,我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能帶。而這女孩却抱着母親不放,哭叫說:「不要!不要!要死就死在一塊!」此情此景直到現在尚有時還會兜上心頭,每次我都祝禱這母女能渡過難關。
我們在薄暮時到達臨川,沒有停留,澈夜開車。第二天早上醒來看公路兩旁都是士兵,朝南行進,中間還有在擔架上的傷病人員。好幾次有士兵站在路中央,要我們停車,但駕駛却奉令加速衝過去,這些士兵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開,大聲咒罵。我很怕他們會朝我們開槍,但他們沒有。第二天中午車到瑞金,劉連長叫我下車回家。這天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卅一日。
第二天就是端午節,通常家裡都在忙着準備過節,掛菖蒲艾草,燙雄黃酒,做米粿,包粽子,應該是忙得不亦樂乎。但抵家時却是冷冷清清,一點沒有過節的氣氛。家裡對我突然回來非常訝異,毫無欣喜之情,反而像一個不受歡迎的不速之客。我祖父還質問我為甚麼要回來,說在這種情形下在外總要比在家好。
第二天沒有過節,全家聚在一起討論如何之處。我祖父解釋說現在局勢大變,而這次不比上回,上次他們都是青壯,又沒有小孩,所以可以逃難。而現在老的老,小的小,加以我父親身體不好,只能困在家裡聽天由命。我是唯一可以逃出去的人,家裡沒有錢,賣甚麼麼都沒有人要,我即使要逃也要自己設法,一切由我自己決定。
過一天我到縣城去找同學,知道胡璉將軍成立陸軍第十二兵團軍事政治學校,正在招生。縣裡因為受過共黨的荼毒,凡能行動的都參加了部隊,除了這學校收容智識青年外,又成立了誠桂部隊。﹝據說之所以名為誠桂部隊是由陳誠和江西籍的桂永清要胡璉組織的部隊。﹞另他又成立「怒潮軍事政治學校」以招收智識青年,營房便在我的母校,已經停課的瑞金縣立中學。我當即報名,忘記了不久前決不當兵的誓言。回家後我把這事稟告家人,他們無可奈何,但高興我找到一條路走。
幾天後我要去報到了,向祖父母、父母、及弟妹道別。最小的妹妹才生不久便送人做童養媳,從未見過面,後來竟成為家人中最幸運的一個,因為她婆家成份好,沒有受過衝擊。我與她第一次見面竟是在六十年後的深圳。
當我出門時,大雨滂沱,祖父母送到大門口,說了一句離家上學時從未說過的很生份的一句話:「祝你前程遠大。」我父親大病初癒,同母親一起送我到半途始返。走之前祖父給我家裡僅有的現金,二塊銀元;祖母則把她陪嫁的一副金耳環脫下一個給我,﹝另一個她要留給她最愛的女兒,我的姑母。﹞這是她一生擁有的唯一私產,給我以備急時之需。兩塊銀元不久便用得光光,而金耳環拉直是細細的一條,照她的意思別在內衣或書裡面,後來遍找不着。好在我雖常常缺錢,但從未出現她所擔心的緊急情況。
軍營就暫借我初中母校的教室,許多老同學都參加了,人地兩熟,所以並不感到有甚麼異樣。學校停課,大表伯劉惟甫仍舊是校長,幾天後叫校工來找,把我領到一間小辦公室,裡面赫然坐着母親和小姨。母親從來沒有進過城,所以要小姨帶路。她給我帶來幾件衣服,一雙新做的布鞋。我們坐在那裡無話可說。我從小由祖父母帶大,母親整天忙裡忙外,母子很少在一起。如今我要遠行,也許就再不能見面,我知道她一定很難捨,但在當時我並不能領會她的心境,反而覺得尷尬,因為沒有其他同學的父母來探望。我也覺得多餘,因為從高小住校開始,常常離家,習以為常。現在想來是當時我對外面的世界的熱切期望迷了心竅,以至輕忽了慈母愛子之心。
母親在離城不遠的小姨家住了一晚,次日又來看我,父親也來了,大家還是無話可說,坐了一會,他們起身回家。次日隊伍開拔,離開瑞金,便再沒有回去過。
到台灣後便給家裡寫了一封信,沒有接到回音。一九五零年二月,立威表哥到了澳門,寫信告訴我家裡收到我的信,知道我平安到了台灣,放下了心。但為避免麻煩,要我別再寫信回家。他又說大表伯被中共政府強派了一百五十擔谷子,因無力繳納而潛逃,後來他也到了澳門,又設法去了香港,從香港申請入台獲准。立威表哥因為妻兒,回去大陸,於九零年代去世。
一九六二年我到英國第一件事便給家裡寫信,弟弟來信告訴我祖父母及父親均己先後去世,唯有母親尚存。自此後便常給家裡寄錢、寄衣服、布料、食油、及藥材。但回台灣後的兩年及鬧紅衛兵的一段時間並不敢通訊,前者是怕台灣治安當局安我以通匪的罪名,後者則因怕家裡因有海外關係而更加受到更嚴重的迫害。
回台灣後存在朋友家的行李中發現母親手製的布鞋,就一直珍藏到現在,這是從老家帶出來唯一的紀念品。
附:我的故事總目錄
我的故事之一:鄉下的童年
我的故事之二:我的祖父
我的故事之三:我的祖母
我的故事之四:求學經過
我的故事之五:一九四九:天翻地覆的一年﹝上﹞
我的故事之六:一九四九:天翻地翻的一年﹝下﹞
我的故事之七:出入台灣
我的故事之八:幹校春秋
我的故事之九:來去日本
我的故事之十:大陳之戰﹝上﹞
我的故事之十一:大陳之戰﹝下﹞
我的故事之十二:巡防艇隊
我的故事之十三:入學風波﹝上﹞
我的故事之十四:入學風波﹝下﹞
我的故事之十五:婉芝與我﹝一﹞
我的故事之十六:婉芝與我﹝二﹞
我的故事之十七:婉芝與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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