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9日 星期日

我的故事之三:我的祖母


我的故事之三: 我的祖母:

綿江橫過瑞金縣城的東邊,到瑞金縣立中學前匯合了一不知名的支流便折而向南,河上有兩座石橋,在轉折前有一石橋名雙清橋,轉彎後連接市區另有一橋,也是石橋,好像叫大橋。過了大橋有一條街似乎叫河背街,右轉沿街向前走一段路便可到祖母的弟弟,我們稱呼他為舅公太,的一家店。不記得做甚麼生意,相信只是住家,因為店門老關着,裡面空蕩蕩的也不見甚麼貨物。唸瑞金縣中時常到他家。 一九四四年,日本軍隊快要從湖南沿粵漢鐡路打到廣州,幾乎將中國劈為兩半時,幾架日本飛機來轟炸瑞金縣城,舅公太一家為躱炸彈逃到我們家,住了幾個月,見無事後才回去。

瑞金有句話說:「鍾劉楊,賴廖李。」楊氏是瑞金的大姓之一,又分四族,東南西北門,祖母屬南門楊氏。南門楊氏出了一位出名的學者,叫楊本初,有三個孫女,老大嫁泰坊劉家,老二嫁賴家,最小的就是我祖母,楊康秀。
二十年代中共盤踞瑞金,賴家全家被鬥爭後斬草除根, 沒有倖存者。大家好像都忌諱談到他們,所以我對賴家所知甚少。


嫁泰坊劉家的大姨祖母在二十年代中共來以前就過世了。 她有三個兒子。 大表伯劉惟甫,曾留學日本,畢業於出名的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習化學。 他畢業回國時中國工業尚未發展,化學工程的工作機會很少,所以他便回到家鄉,開辦私立綿江中學,是當時縣裡最高學府。 在中共盤踞瑞金期間,大概從1930年到1934年間中斷  。光復後重建,並升格為瑞金縣立中學,他任校長直到1950年,因逃再來的老共而去了臺灣。 他在臺灣花蓮中學執教直到退休。 臺灣由日本統治了六十年,日語成為社會上層階級語言,而他日語流利,因此他的同事、學生及他們的父母們對他都相當尊敬。 我們在臺灣時常見面。他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在台中病逝。

大表伯有兩個弟弟,二表伯是我的姑父。
我未曾見過。 第一次中共佔領瑞金時,劉家全都逃到南昌,他卻志願留下來照看家產,被老共殺害。姑母日夜啼哭,直到把兩隻眼睛都哭瞎了。姑姑名順娣,祖母愛她, 想念她時便會要我去泰坊接她來住幾天。母女閑話家常,談談笑笑,是二人最快樂的時光。

三表伯劉惟佑任南昌實驗小學校長,我在福建省立長汀中學高中畢業後到南昌考大學,到達時考期已過,要等一年才有大學招生。像我這種情況的高中畢業生在南昌的很多,當時的省教育廳長是鄉賢周邦道先生,他辦了一所先名為「大學先修班」,後改名為「高中學生進修班」的機構來收容我們這些學生,以免遊手好閑,耽誤課業,並補習高中課程,幫助學生們準備大學入學考試。搬進在南昌繩金塔的進修班宿舍前,在三表伯家待了約有三個月或四個月,吃住都在他家,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他的大兒子名劉立誠,台灣光復不久便去了台灣,在台灣彰化商業職校執教,表嫂黃如琴則是附近的小學教師,立誠表哥不幸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英年早逝。

姑姑有兩個兒子,劉立咸和劉立武,我同立武表哥比較親近,唸初中時他是縣中的圖書館理員,有一兩個學期睡在他的宿舍,與他共同生活。一九四九年瑞金解放時他沒有像當時其他瑞金人一樣,一窩蜂參加部隊去台灣,或許因為妻兒的關係仍留在家鄉。一九五一年土改開始,他名列第一批鬥爭對象,有人在抓人前夕秘密通報,他立刻潛逃。不敢沿大路走,因為路上已經設有岡哨盤查行人,只有沿着河床潛行到縣城,用肥皂刻粗陋的官印做假路條,即通行證,逃到廣州,偷渡到香港後再申請入台。他在台中市政府地政事務所做事直到退休,又結婚生子。我在台灣時常常到台中他家及彰化立誠表嫂家去住幾天,在大學時有一年整個暑假都住在彰化立誠表嫂家。立武表哥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下旬過世。

在大表伯劉惟甫開辦私立綿江中學後,祖父和劉、賴三連襟創辦了瑞金第一家圖書文具公司,名三成泰。生意興隆,很賺錢。不久便在贛州開了分公司,祖父亦在此時買田建屋,新屋還沒有落成,而三成泰正要準備發展到省會南昌去時,老共攻佔瑞金,一切都泡了湯。新屋在光復後我們回到家鄉不久便成為我們的家。我唯一能追尋到當年三成泰時代的盛況的,是劉家在一個閣樓上的滿屋圖書,進學校後到劉家作客我經常一頭鑽進這閣樓,不到吃飯及要回家的時間不會出來。而回家時總是帶一些我喜歡的書籍回去,沒幾年,我住的樓上室內便圖書滿架,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冊是「科學百科全書,」當時離電視的出現尚有十幾年之久,而我在此書中卻已讀到電視的原理,非常先進。可見當時表伯之創辦瑞金第一所中學,祖父及他的連襟們開張瑞金第一家書台,對啟迪在地文化,開風氣之先著有功蹟。

作為學者的孫女,祖母是有文化的。 在當時窮鄉僻壤的瑞金,特別是鄉下,婦女之能識字極端罕見,但那時女人即使知書識字,並不特別被人看重,因為婦女所做的事,如做家務帶孩子,都與文化程度無關,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真是難能可貴。記得小時祖母總是在房間靠向外面的門邊坐在一張竹椅上做針線,大部時間在納鞋底。而她的針線籃內總有一本薄薄的書,是千家詩, 我老是搬張小凳子坐在她前面,她把千家詩放在膝上,用手指着,一字一字,一行一行的教我讀,記得她第一首教我讀的是宋朝程顥的「春日偶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由於祖母的啟蒙,我早在進小學之前就會認字,並背詩。而我喜愛讀詩,背詩,後來更發展為背韻文,而駢文,進而背散文,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紿終不渝的興趣,以至常常自已也愛寫一些長短句,實拜祖母之賜。我在陸軍時站岡哨,守海防,在海軍時值更,以及無數的閑散無聊時刻,都會把背過的詩詞一一反蒭,不僅打發時間,而且安定心神,為我在這方面開發了另一我能安心立命的天地,實在感恩祖母的啟蒙。服務海軍時在高雄的一家書台偶然看到一本千家詩,其封面酷似二十年前祖母據以所教的課本,買下來一直隨我輾轉流徒,六十年來珍藏至今。翻閱此書,回想膝前承教情景,不勝戀念。

有一次我得了天花,過去每年總有專門吹天花的走方郎中到村子來,用從天花患者身上所刮下來的天花泡皮陰乾磨成粉,把粉吹進孩子的鼻孔,使身體產生抗體來預防,原理是與後來十七世紀西方所發明種牛痘是一樣的。這是中國傳統的預防天花的辦法,宋朝便發明了,明朝時已經推廣到全國,對預防天花非常有效。但這些鄉土醫生多數有點家產,屬共產黨要打倒並清算的對象,在老共盤踞瑞金期間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在光復後便不再有這種郎中來吹天花。因而天花流行,當時得天花的患者的倖存率是一半一半。我記得從昏睡中醒來聽見水流的聲音,才發覺到我給揹在父親的背上,包得嚴嚴密密,正在涉水渡過新莊到鮑坊岡的小河。那時鮑坊岡北端有一所天花娘娘廟,印象中廟宇很大而闊敞,但除神像和供案外,空空洞洞的徒有四壁,記憶中沒有大門,或者門雖設而常開,即使二、五、八的逢墟日,別處熙熙嚷嚷,而廟裡總是冷冷清清。據說給送到這裡的天花患者大都是看着沒有希望,才來冀望娘娘施救,不過我相信給送到廟裡的另一個原因是不要傳染給弟弟妺妺。我給送到這廟裡後,在大門旁一邊架起兩張床,另一邊放一個爐子,由祖母陪着,就在廟裡住了下來。也不知住了多久,唯一的記憶是我看到一個人提着一串獵來的小鳥,多年後根據記憶查百科全書似乎像珠頸班鳩之類,來廟門口叫賣,我嚷着想吃,祖母便開開心心的買了燒給我吃,因為病情嚴重的階段我完全沒有食慾,只是昏睡,想吃東西是身體產生抗體,開始康復的象徵。在祖母悉心照顧下我居然死裡逃生,而且臉上及身上完全沒有像一般出過天花的麻豆瘢疤,我的痊癒使她既開心,又驕傲,所以小時常常給我講痊癒的經過。她說每當我皮膚癢要抓時,她便一面拉住我的雙手,問我癢在那一部位,然後用軟布沾冷水在癢處輕輕擦抹,有時甚至用舌尖去舔。最後我全身脫了一層皮,她任其乾後自行掉落,但到最後褪到左脚時還有一點黏在上面,她便把它拉開,因此我的左脚內側留下一個突出的如黃豆大小的小肉瘤,幾十年來慢慢的長平,但至今尚末消失,似乎要留此來讓我終生紀念祖母。

母親從早到晚都忙,馬不停蹄的煮飯、洗衣、清掃、及照顧弟弟妹妹們,無暇顧及兩老,而祖母日漸年邁力衰,很多事都無法料理,加上我又由她照顧,更是力不從心,於是便買了一個與我年歲相若的使女來使喚,改名為「發娣」。從我姑姑名「順娣」看來,祖母似乎把她作自己女兒看待。發娣初來不久,有一次我擺大少爺的架子,叫她做甚麼事。祖母聽到,立刻疾言厲色的責備我,「你有手有脚,自已能做的事決不可以叫別人去做。」祖母平時對我溫婉有加,很少這樣,所以這事深印在我的心坎,這話我更奉為金科玉律,直到今日我甚麼事能做的都自己動手,絕不假手旁人,已經成為習慣。然而想不到有一次卻出了毛病,海軍船上有勤務兵的編制,為官員服務。但我從不使喚他們,上船後第一次與官員們一起吃飯,要添飯時都把碗遞給在門口侍候的值班勤務,讓他去添。我因不習慣,站起來在狹小的官廳擠過去,要去小廚房自己添,沒料到艦長見狀對我大聲么喝,「坐下! 做官員沒有做官員的樣子。」官員一般到官廳閑坐聊天或辦公,要喝茶時就叫一聲「泡荼」或「茶」,值班勤務自會立即把該官員所喜歡的某種荼葉泡好奉上,而我每次都是自己到小廚房找茶葉自己泡,起初他們還會說:「政工官,讓我來。」後來他們知道我的習慣,也就見怪不怪,任我自在了。結婚後從英國回到台灣,住在眷舍,用了一位雲南籍的佣人兼褓姆,家裡的事除了指定的幾項,如照顧小孩,煮飯燒菜外,其他的事,甚至洗衣服,擦地板都是我們夫妻自已動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還被村子裡的同事太太們誤以為褓姆是我的妻,而我的妻子則變成了我的妹妹。

我高中時發娣到了適婚年齡,祖父母要把她送回她父母家待嫁,她拒絕回去,抵死不從,祖父母只好自行作主把她嫁了出去,此後便沒有見到她。與弟弟們通信後有幾次來信提到她,說她嫁後有時仍會來家裡走走。解放後因為我們家成份不好,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她在他們兄弟極困難時期,竟偷偷的接濟他們,可謂情深義重,使我非常感動。

小時與祖母同床,在冬天她先把被窩用火籠 (手提暖爐) 灸熱才讓我上床,夏天蚊虫多,蚊帳放下後總有一些蚊子會關在帳子裡面,祖母會用一根稻草桿或小紙捻點着一點明火,燒停留在帳壁上的蚊虫,一燒一個,手法利落,迅速,而準確,直到把帳內的蚊虫都燒光為止。現在想想,可真危險,因為蚊帳由薄紗做成,是易燃物,一不小心着火,上面是木製的床架,再上便是木板的樓板,一燒起來便不可收拾。好在多年來祖母從未失手過一次。

但她與朋友鄰居談起來,與她同床是我給她溫暖,她常用一句話來形容與我同床的好處:

細人仔,屎勿 (屁股)三把火,好燙細米果。

祖母帶着我睡到我進高小,小學五年級時,我開始住校,暑假回家便 搬到房間的樓上,那是我的寢室及書房,寒暑假回家都住在那房間,直到我參加部隊離開家鄉。

祖母和母親,婆媳並間並不相得,從沒有見過她們親切或話家常,一方面母親也很忙,沒有時間閑聊,唯一的交集總是請示、交代、或報告事情。我們還住在老屋時,她們兩人不知為甚麼大吵,祖母盛氣之下便搬到新屋去,就住在後來我們住的那間。而且備了一個小爐子自炊自食。父親把我找去,利用祖母疼愛我的弱點,要我一定要把祖母請回來。我看到祖母氣極的模樣,拿定她不肯回來,但父命又不能不從,於是便怯生生的去了,沒想到祖母一見我便笑了,甚麼都沒說,拉着我的手便回了家。我知道在中國的傳統大家庭制度下,婆媳的衝突是一般的現象,但對兩個深愛着我的人如此的合不來,頗讓我有一種圓滿中的失落。追憶當時情景,祖母從未以她的詩書大家及其文化程度自傲,或有瞧不起母親之意。相反的,細究起來,她似乎有一種自卑感,覺得只生了兩個小孩而有點自慚,比不上母親所生育的子女眾多,因為在口角中,祖母總會提到這事。在那個時代,婦女的價值似乎是以生育子女多少為標準的,特別是會生男孩子的,更受尊重。

直到我離開,家裡的經濟權都掌握在祖父手中,而家務也是由祖母說了算。還記得每天凌晨,天還摸黑,我們都還在床上,母親便打開廚房通我們臥室的門,在門口問祖母當天要用的油鹽米的數量及副食等物事。

祖母於1957年7月6日在臥床一個多月後過世,祖父及父親都已先她而去,家裡又被掃地出門,她晚景淒涼,每念及此,使我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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