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9日 星期日

我的故事之三:我的祖母


我的故事之三: 我的祖母:

綿江橫過瑞金縣城的東邊,到瑞金縣立中學前匯合了一不知名的支流便折而向南,河上有兩座石橋,在轉折前有一石橋名雙清橋,轉彎後連接市區另有一橋,也是石橋,好像叫大橋。過了大橋有一條街似乎叫河背街,右轉沿街向前走一段路便可到祖母的弟弟,我們稱呼他為舅公太,的一家店。不記得做甚麼生意,相信只是住家,因為店門老關着,裡面空蕩蕩的也不見甚麼貨物。唸瑞金縣中時常到他家。 一九四四年,日本軍隊快要從湖南沿粵漢鐡路打到廣州,幾乎將中國劈為兩半時,幾架日本飛機來轟炸瑞金縣城,舅公太一家為躱炸彈逃到我們家,住了幾個月,見無事後才回去。

瑞金有句話說:「鍾劉楊,賴廖李。」楊氏是瑞金的大姓之一,又分四族,東南西北門,祖母屬南門楊氏。南門楊氏出了一位出名的學者,叫楊本初,有三個孫女,老大嫁泰坊劉家,老二嫁賴家,最小的就是我祖母,楊康秀。
二十年代中共盤踞瑞金,賴家全家被鬥爭後斬草除根, 沒有倖存者。大家好像都忌諱談到他們,所以我對賴家所知甚少。


嫁泰坊劉家的大姨祖母在二十年代中共來以前就過世了。 她有三個兒子。 大表伯劉惟甫,曾留學日本,畢業於出名的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習化學。 他畢業回國時中國工業尚未發展,化學工程的工作機會很少,所以他便回到家鄉,開辦私立綿江中學,是當時縣裡最高學府。 在中共盤踞瑞金期間,大概從1930年到1934年間中斷  。光復後重建,並升格為瑞金縣立中學,他任校長直到1950年,因逃再來的老共而去了臺灣。 他在臺灣花蓮中學執教直到退休。 臺灣由日本統治了六十年,日語成為社會上層階級語言,而他日語流利,因此他的同事、學生及他們的父母們對他都相當尊敬。 我們在臺灣時常見面。他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在台中病逝。

大表伯有兩個弟弟,二表伯是我的姑父。
我未曾見過。 第一次中共佔領瑞金時,劉家全都逃到南昌,他卻志願留下來照看家產,被老共殺害。姑母日夜啼哭,直到把兩隻眼睛都哭瞎了。姑姑名順娣,祖母愛她, 想念她時便會要我去泰坊接她來住幾天。母女閑話家常,談談笑笑,是二人最快樂的時光。

三表伯劉惟佑任南昌實驗小學校長,我在福建省立長汀中學高中畢業後到南昌考大學,到達時考期已過,要等一年才有大學招生。像我這種情況的高中畢業生在南昌的很多,當時的省教育廳長是鄉賢周邦道先生,他辦了一所先名為「大學先修班」,後改名為「高中學生進修班」的機構來收容我們這些學生,以免遊手好閑,耽誤課業,並補習高中課程,幫助學生們準備大學入學考試。搬進在南昌繩金塔的進修班宿舍前,在三表伯家待了約有三個月或四個月,吃住都在他家,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他的大兒子名劉立誠,台灣光復不久便去了台灣,在台灣彰化商業職校執教,表嫂黃如琴則是附近的小學教師,立誠表哥不幸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英年早逝。

姑姑有兩個兒子,劉立咸和劉立武,我同立武表哥比較親近,唸初中時他是縣中的圖書館理員,有一兩個學期睡在他的宿舍,與他共同生活。一九四九年瑞金解放時他沒有像當時其他瑞金人一樣,一窩蜂參加部隊去台灣,或許因為妻兒的關係仍留在家鄉。一九五一年土改開始,他名列第一批鬥爭對象,有人在抓人前夕秘密通報,他立刻潛逃。不敢沿大路走,因為路上已經設有岡哨盤查行人,只有沿着河床潛行到縣城,用肥皂刻粗陋的官印做假路條,即通行證,逃到廣州,偷渡到香港後再申請入台。他在台中市政府地政事務所做事直到退休,又結婚生子。我在台灣時常常到台中他家及彰化立誠表嫂家去住幾天,在大學時有一年整個暑假都住在彰化立誠表嫂家。立武表哥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下旬過世。

在大表伯劉惟甫開辦私立綿江中學後,祖父和劉、賴三連襟創辦了瑞金第一家圖書文具公司,名三成泰。生意興隆,很賺錢。不久便在贛州開了分公司,祖父亦在此時買田建屋,新屋還沒有落成,而三成泰正要準備發展到省會南昌去時,老共攻佔瑞金,一切都泡了湯。新屋在光復後我們回到家鄉不久便成為我們的家。我唯一能追尋到當年三成泰時代的盛況的,是劉家在一個閣樓上的滿屋圖書,進學校後到劉家作客我經常一頭鑽進這閣樓,不到吃飯及要回家的時間不會出來。而回家時總是帶一些我喜歡的書籍回去,沒幾年,我住的樓上室內便圖書滿架,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冊是「科學百科全書,」當時離電視的出現尚有十幾年之久,而我在此書中卻已讀到電視的原理,非常先進。可見當時表伯之創辦瑞金第一所中學,祖父及他的連襟們開張瑞金第一家書台,對啟迪在地文化,開風氣之先著有功蹟。

作為學者的孫女,祖母是有文化的。 在當時窮鄉僻壤的瑞金,特別是鄉下,婦女之能識字極端罕見,但那時女人即使知書識字,並不特別被人看重,因為婦女所做的事,如做家務帶孩子,都與文化程度無關,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真是難能可貴。記得小時祖母總是在房間靠向外面的門邊坐在一張竹椅上做針線,大部時間在納鞋底。而她的針線籃內總有一本薄薄的書,是千家詩, 我老是搬張小凳子坐在她前面,她把千家詩放在膝上,用手指着,一字一字,一行一行的教我讀,記得她第一首教我讀的是宋朝程顥的「春日偶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由於祖母的啟蒙,我早在進小學之前就會認字,並背詩。而我喜愛讀詩,背詩,後來更發展為背韻文,而駢文,進而背散文,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紿終不渝的興趣,以至常常自已也愛寫一些長短句,實拜祖母之賜。我在陸軍時站岡哨,守海防,在海軍時值更,以及無數的閑散無聊時刻,都會把背過的詩詞一一反蒭,不僅打發時間,而且安定心神,為我在這方面開發了另一我能安心立命的天地,實在感恩祖母的啟蒙。服務海軍時在高雄的一家書台偶然看到一本千家詩,其封面酷似二十年前祖母據以所教的課本,買下來一直隨我輾轉流徒,六十年來珍藏至今。翻閱此書,回想膝前承教情景,不勝戀念。

有一次我得了天花,過去每年總有專門吹天花的走方郎中到村子來,用從天花患者身上所刮下來的天花泡皮陰乾磨成粉,把粉吹進孩子的鼻孔,使身體產生抗體來預防,原理是與後來十七世紀西方所發明種牛痘是一樣的。這是中國傳統的預防天花的辦法,宋朝便發明了,明朝時已經推廣到全國,對預防天花非常有效。但這些鄉土醫生多數有點家產,屬共產黨要打倒並清算的對象,在老共盤踞瑞金期間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在光復後便不再有這種郎中來吹天花。因而天花流行,當時得天花的患者的倖存率是一半一半。我記得從昏睡中醒來聽見水流的聲音,才發覺到我給揹在父親的背上,包得嚴嚴密密,正在涉水渡過新莊到鮑坊岡的小河。那時鮑坊岡北端有一所天花娘娘廟,印象中廟宇很大而闊敞,但除神像和供案外,空空洞洞的徒有四壁,記憶中沒有大門,或者門雖設而常開,即使二、五、八的逢墟日,別處熙熙嚷嚷,而廟裡總是冷冷清清。據說給送到這裡的天花患者大都是看着沒有希望,才來冀望娘娘施救,不過我相信給送到廟裡的另一個原因是不要傳染給弟弟妺妺。我給送到這廟裡後,在大門旁一邊架起兩張床,另一邊放一個爐子,由祖母陪着,就在廟裡住了下來。也不知住了多久,唯一的記憶是我看到一個人提着一串獵來的小鳥,多年後根據記憶查百科全書似乎像珠頸班鳩之類,來廟門口叫賣,我嚷着想吃,祖母便開開心心的買了燒給我吃,因為病情嚴重的階段我完全沒有食慾,只是昏睡,想吃東西是身體產生抗體,開始康復的象徵。在祖母悉心照顧下我居然死裡逃生,而且臉上及身上完全沒有像一般出過天花的麻豆瘢疤,我的痊癒使她既開心,又驕傲,所以小時常常給我講痊癒的經過。她說每當我皮膚癢要抓時,她便一面拉住我的雙手,問我癢在那一部位,然後用軟布沾冷水在癢處輕輕擦抹,有時甚至用舌尖去舔。最後我全身脫了一層皮,她任其乾後自行掉落,但到最後褪到左脚時還有一點黏在上面,她便把它拉開,因此我的左脚內側留下一個突出的如黃豆大小的小肉瘤,幾十年來慢慢的長平,但至今尚末消失,似乎要留此來讓我終生紀念祖母。

母親從早到晚都忙,馬不停蹄的煮飯、洗衣、清掃、及照顧弟弟妹妹們,無暇顧及兩老,而祖母日漸年邁力衰,很多事都無法料理,加上我又由她照顧,更是力不從心,於是便買了一個與我年歲相若的使女來使喚,改名為「發娣」。從我姑姑名「順娣」看來,祖母似乎把她作自己女兒看待。發娣初來不久,有一次我擺大少爺的架子,叫她做甚麼事。祖母聽到,立刻疾言厲色的責備我,「你有手有脚,自已能做的事決不可以叫別人去做。」祖母平時對我溫婉有加,很少這樣,所以這事深印在我的心坎,這話我更奉為金科玉律,直到今日我甚麼事能做的都自己動手,絕不假手旁人,已經成為習慣。然而想不到有一次卻出了毛病,海軍船上有勤務兵的編制,為官員服務。但我從不使喚他們,上船後第一次與官員們一起吃飯,要添飯時都把碗遞給在門口侍候的值班勤務,讓他去添。我因不習慣,站起來在狹小的官廳擠過去,要去小廚房自己添,沒料到艦長見狀對我大聲么喝,「坐下! 做官員沒有做官員的樣子。」官員一般到官廳閑坐聊天或辦公,要喝茶時就叫一聲「泡荼」或「茶」,值班勤務自會立即把該官員所喜歡的某種荼葉泡好奉上,而我每次都是自己到小廚房找茶葉自己泡,起初他們還會說:「政工官,讓我來。」後來他們知道我的習慣,也就見怪不怪,任我自在了。結婚後從英國回到台灣,住在眷舍,用了一位雲南籍的佣人兼褓姆,家裡的事除了指定的幾項,如照顧小孩,煮飯燒菜外,其他的事,甚至洗衣服,擦地板都是我們夫妻自已動手,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還被村子裡的同事太太們誤以為褓姆是我的妻,而我的妻子則變成了我的妹妹。

我高中時發娣到了適婚年齡,祖父母要把她送回她父母家待嫁,她拒絕回去,抵死不從,祖父母只好自行作主把她嫁了出去,此後便沒有見到她。與弟弟們通信後有幾次來信提到她,說她嫁後有時仍會來家裡走走。解放後因為我們家成份不好,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她在他們兄弟極困難時期,竟偷偷的接濟他們,可謂情深義重,使我非常感動。

小時與祖母同床,在冬天她先把被窩用火籠 (手提暖爐) 灸熱才讓我上床,夏天蚊虫多,蚊帳放下後總有一些蚊子會關在帳子裡面,祖母會用一根稻草桿或小紙捻點着一點明火,燒停留在帳壁上的蚊虫,一燒一個,手法利落,迅速,而準確,直到把帳內的蚊虫都燒光為止。現在想想,可真危險,因為蚊帳由薄紗做成,是易燃物,一不小心着火,上面是木製的床架,再上便是木板的樓板,一燒起來便不可收拾。好在多年來祖母從未失手過一次。

但她與朋友鄰居談起來,與她同床是我給她溫暖,她常用一句話來形容與我同床的好處:

細人仔,屎勿 (屁股)三把火,好燙細米果。

祖母帶着我睡到我進高小,小學五年級時,我開始住校,暑假回家便 搬到房間的樓上,那是我的寢室及書房,寒暑假回家都住在那房間,直到我參加部隊離開家鄉。

祖母和母親,婆媳並間並不相得,從沒有見過她們親切或話家常,一方面母親也很忙,沒有時間閑聊,唯一的交集總是請示、交代、或報告事情。我們還住在老屋時,她們兩人不知為甚麼大吵,祖母盛氣之下便搬到新屋去,就住在後來我們住的那間。而且備了一個小爐子自炊自食。父親把我找去,利用祖母疼愛我的弱點,要我一定要把祖母請回來。我看到祖母氣極的模樣,拿定她不肯回來,但父命又不能不從,於是便怯生生的去了,沒想到祖母一見我便笑了,甚麼都沒說,拉着我的手便回了家。我知道在中國的傳統大家庭制度下,婆媳的衝突是一般的現象,但對兩個深愛着我的人如此的合不來,頗讓我有一種圓滿中的失落。追憶當時情景,祖母從未以她的詩書大家及其文化程度自傲,或有瞧不起母親之意。相反的,細究起來,她似乎有一種自卑感,覺得只生了兩個小孩而有點自慚,比不上母親所生育的子女眾多,因為在口角中,祖母總會提到這事。在那個時代,婦女的價值似乎是以生育子女多少為標準的,特別是會生男孩子的,更受尊重。

直到我離開,家裡的經濟權都掌握在祖父手中,而家務也是由祖母說了算。還記得每天凌晨,天還摸黑,我們都還在床上,母親便打開廚房通我們臥室的門,在門口問祖母當天要用的油鹽米的數量及副食等物事。

祖母於1957年7月6日在臥床一個多月後過世,祖父及父親都已先她而去,家裡又被掃地出門,她晚景淒涼,每念及此,使我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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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我的故事之十七:婉芝與我(三)

我的故事之十七:婉芝與我(三)

我在劍穚的學業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結朿,乃摒擋一切,於七月四日揮別劍穚。徐志摩在他的「再別康橋」詩中說:「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詩人在劍橋留下了他的生活,他的愛情,他的藝術的夢。而我除了攜回政大教書的知識及資料外,還帶走了我的意中人,也帶走了在這優美校園的回憶。我曾有詩十二首歌詠這絕美的小鎮及我在其中的日子,臨行前寄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其中一首為:

康河如帶繞幾迴,  處處能見後門開,
柳絲動處水波響,  鴛鴦隨伴小船來。

此情此景,怎能忘記?

再一首為:

短楫輕舟長竹篙,  閑來自在把船搖,纔經后院過王院,划到虹橋望嘆橋。

這種生活,怎不使人留戀?       其中還有兩首為:

金盞開罷鬱金香,獨立江頭意悵惘, 
不見田頭油菜色,自識他鄉非故鄉。

書生餘事不封侯,何必功名域外求,
夜讀竟時常默坐,靜憶當年古寧頭。

朋友看到這詩相告說,「曾治津要回來了」。我雖歸去,但永遠不會忘記這段在劍橋的日子,畢竟這是我平生最快樂幸福的一段時光。

這時岳父有環球之旅,囑先不要急着離開,大家在英國見見面,於是我們前往倫敦,賃屋暫住。岳父一生工作,除星期例假外沒有閑着,除往來香港(他有工廠)、麻六甲(他有購物中心、旅館、及電影院)、檳榔嶼(他有 plantation)及吉隆坡(婉不清楚他有甚麼事業在此)視察業務外,從來不去其他地方,這次赴歐美旅遊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婉在倫敦有個遠房叔父,是新加坡華聯銀行駐歐總經理,他們邀岳父母及隨行的婉的六兄與在英國的姊弟們住在他家,我們所暫租的住處也相距不遠。岳父一行三人於七日抵達倫敦,我們赴機場迎接。陪岳父母來的六兄原在香港主持一家工廠,因工廠有麻煩於次日趕回,改由婉的大弟一路相陪,大家在陳經理家團聚,很是熱鬧。

岳父母遊覽倫敦及附近的名勝,我有時隨行,但大部份時間是在辦各項手續及整理行裝。七月十一日從岳父母的臨時寓所回我們的住處,在公車上婉忽然說她雅不願離開英國。她不是後悔,而是留戀,因為我們開始相好時她就明瞭我是要回台灣的,在心理上早有所準備,但總覺得還有時間,不去想它,而今竟即將成為事實,留戀之情油然而生。啟程的前一天,在臨時住處,看着箱箱籠籠,婉哭了,說她很捨不得。的確,這裡是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有她的要好的朋友,有她未完成的夢想,美麗的海德公園,古雅的麗晶大道,都留有她的足跡,如今她放棄一切,要隨我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過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怎能無感。我無話可說,心頭有千萬個虧欠負疚,無法表達,只能把她擁進懷裡,心裡發誓一生決不辜負這為我犧牲一切的女孩。

我們在廿四日離開倫敦,岳父母和內弟們到機場相送,在出境後走向機門時婉頻頻迴顧,淚眼婆娑,登機後更是抽噎不停。我不善安慰人,手足無措,心裡頗恨自己當初為甚麼要與婉相愛,把她一分兩半,如此被撕裂的心,在她這樣輕輕的年紀,如何消受得了。

在巴黎我們沒有預定旅館,現在看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那時我沒有經驗,而婉也少不更事,入境後方知舉目不知何處去。於是在機場一個櫃台隨便檢了一張卡片,Hotel Princess Caroline,由計程車按卡片上的地址載送到凱旋門附近的一家小客棧安頓,

我在廿二日開始就覺得身體不對勁,時好時壞,因為事忙而忍住,過去很多次都可以撐過去,希望這次也一樣。那知此日進入旅館房間却發起高燒來,全身筋痠骨痛,眼乾身燥,難受之極,禁不住輾轉呻吟。這病來勢凶猛,婉見狀又驚又懼,人地生疏,又值黑夜,無法可施,只能抱着我哭,如是整夜無眠,眼巴巴等到天亮。天亮後方有一個女孩來接待處上班,婉便央她請醫生,這時正值暑假,人都渡假去了,巴黎是座空城。好不容易請到一個大夫,約定兩小時後來看診,但一直等到下午才到。醫生不會英文,我們無法溝通,櫃台的接待小姐稍會幾句,但她不能離開工作崗位,便用房裡的電話傳來傳去,畢竟醫生瞭解了病情,開了處方,要去抓藥,才知道這時所有的藥房全都歇業渡假,在一個區域內只有一家營業,不知婉怎樣找到這藥房買了藥回來,服下後痠痛及熱度均稍減,使我入睡,暫時解除了我的痛苦。

醒來已是次日凌晨,婉在我旁邊却竟夜未曾闔眼。天亮後婉向在倫敦的父母報告我們在巴黎的情況,他們很擔心,要婉的大弟立即來看我們。因為我服藥後覺得已無大礙,所以告訴他們不必要。但我們已經失去一路玩回去的興致,決定取消羅馬的觀光,在倫敦申請的瑞士簽證說是會以電報傳到巴黎,也懶得去辦了。婉回新加坡,我因拿不到新加坡的簽證,直飛香港。婉的意思當天就走,我以為既然到了巴黎,就趁機玩幾天才走。兩人為此龃龉,婉哭了,但同意過幾天才走。

                                            
廿七日我們去羅浮宮,看了蒙娜麗莎的畫像,展覽的精品太多,永遠看不完,只能走馬看花,點到為止。次日病又復發,雖然難受,但沒有上次緊張。婉趕快又請醫生來,例開藥方,買回來才知道所開的是同一種藥,事實上原來的藥還剩下不少。此日整天臥床不起,直到廿九日下午才能出去走走。我們沿着塞納河欣賞河邊景色,只見到處都是狗糞,空氣中瀰漫着尿騷味。靠堤岸一堆堆的破衣服,爛毯子,是流浪漢的財產,不見人,據說他們都「渡假」去了,此情景與倫敦泰晤士河畔的美麗清潔有天淵之別。身體漸漸康復,玩的興致又起,我們在這短短的一下午時間,跑去「鐘樓怪人」電影背景的 Notre Dame 大教堂前低徊,還在香榭大道及附近閑逛。

三十日去法國航空公司定座後參觀艾菲爾塔,又逛到游艇碼頭,買票上船,巡游塞納河一周,無可稱道,有印象的是迷你型的美國自由女神像,聳立在一座小島的尖端。晚上拉婉一起去看出名的麗都戲院的艷舞。舞娘露兩點,在台上燈光照耀下看起來非常炫麗,但中場休息時在走廊上看到兩個舞娘從後台出來打電話,瘦得皮包骨頭,濃重的藍眼圈,厚厚的紫色脣膏,兩頰抹得像猴子屁股,簡直就是妖怪現形,倒足胃口。

次日我們告別巴黎,法國航空公司飛香港的飛機停羅馬、德黑蘭、和卡拉其。婉在卡拉其轉機,和我分手。一年來兩人朝夕相處,耳鬢廝磨,習慣於兩人的相依相伴,如今要分開,明知是小別,但一時心裡也不好過。婉在頭一晚就哭到半夜,臨別時眼淚汪汪。我甚為不捨,對她一個人走放心不下,憂形於色,她見狀却反過來安慰我:「別擔心,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元好問:「雁丘」)五十年後回首前塵,何其癡耶!

婉的眾兄姊中特別鍾愛她的是大姐、六兄、和八兄。大姊長婉十六歲,語云:「大姊若母」,從小婉就由她帶着上街或遊玩,並照顧她的生活;六兄則時時找這小妹妹聽歌,看電影,逛遊樂場,在家時常常把她抱起,雙足放在他的鞋子上,載着她隨音樂起舞;八兄對她的呵護更是無微不至,她的玩具、課外讀物、以及一切新奇事物樣樣不缺,都是八兄買的。她回憶小時在新加坡海格女子英文學校放學回家,司機有事時總是六兄及八兄兩人一起開車去接,這兩個「高、富、帥」的青年,每次到時都引起班上眾女孩的一陣騷動,「Wan Cher, your brothers are here.」司機來接時就無此現象。

法航班機下午兩點抵達香港。婉的大姐本來住在香港,六兄負責香港的工廠,因為陪父母旅遊,由新加坡的八兄暫來代理。廠裡發生事故,六兄從英國趕回,所以都在香港,他們三人一起來接機。我在香港停留了十一天,住在六兄家裡,年輕漂亮的六嫂和佣人對我尊敬有加,「姑爺」前「姑爺」後的叫,「姑爺,你的洗澡水準備好了,請去浴室。」「姑爺,你的衣服洗好燙好了,在你的床頭。」六兄和八兄有時輪流,有時也一道,每天開車載我去遊覽、採購、及訪友。我從來沒有受過這種高規格的款待和有點近乎巴結式的尊敬,頗不自在。將此事告訴一位香港同學,他說對姑爺客氣是廣東人的傳統,目的是希望婆家善待他們家的女兒。此解釋的真假我沒有查證過,但我寧願相信他們是「愛屋及烏」。因這次的停留我頗心感六兄一家,他們在香港回歸前移民加拿大,失去聯繫,據說比我年輕的六兄已過世多年,覺得十分惋惜與懷念。我們來美後八兄一家由我們的幫助移民美國,共處一年有餘,後來他們住不慣才又搬回新加坡。

我在八月十一日下午搭四川輪回台,於十三日一早到達基隆。岳父母及內弟仰書則於八月十五日下午經美國及日本到了台北,我去機場迎接。他們在台期間我帶他們去石門水庫遊覽,並應岳父的要求,安排參觀了裕隆汽車製造廠。

新加坡的中正中學是當地規模最大,歷史最久,成積最優的中文學校,婉的兄弟姊妹們讀中文的多在該校畢業,包括婉的六兄及八兄在內。該校有一位教員后希鎧,隻身逃出大陸,家眷尚在雲南原籍。大陸陷共後岳父利用他的關係和財力幫助不少親友逃出了鐵幕,后老師知悉後便央請岳父設法把他的妻子辦出來,岳父不但把她及孩子接出來,而且由在香港的六兄接待,后先生是雲南某縣的國大代表,申請回台,一家人得以團聚。此後他總是稱呼岳父為「恩人」而不名。

后先生知悉岳父抵台後,於十六日在中央酒店設筵宴請,並請另一國大代表作陪,他是湖南長沙的國大代表譚常愷。

岳父在十八日設宴回請,十九日離台。他在離台前問我對前途事業的規劃,我答以去政大教書。他雖對知識份子有一份近乎宗教式的尊崇,但對我選擇教書為終身職業却不以為然,他說:「趁年輕應該出去走走,到老了教書不遲。」

說到這裡要補敍一件事,回台的次日我去外交部看政大的好友王秉成,我們同榜考取外交領事人員,我在英國三年,他在外交部却服務屇滿,外放維也納,準備出國。秉成兄對我去政大教書亦不贊成,他以為在木柵這小地方呆一輩子,每年照本宣科教同樣的課程是很枯燥的事。當然在外交部辦公文也不見得就不枯橾,但有外放輪調及業務的轉換作為調劑,日子會比較好過,他建議我要慎重考慮。

我早就決定了回國後要走的路,心無旁騖,接了政大的聘書,課程也由系裡排就,每週教九小時的課,兩班「政治行為」及一班「英美政治文獻選讀」,法學院長朱建民和政治系主任羅志淵兩位老師找我談話,對於所開這兩門新課寄予厚望,覺得對提升本系的學術水準應有所幫助。

婉在八月三十日從新加坡飛到台灣與我相聚,我在忙完雜事後開始顧到安家的問題。到總務處一問,作為講師的薪水每月只八百餘元,租屋約要八百元,記得找到木柵郵局對面村子裡的一家靠豬圈的破屋也要租金六百元。如此的薪津如果只我一人過日子倒可對付,要維持一個家實不可能。碰巧這時外交部人事處來了一封信,約我去見面。我去後由鄭幫辦接談,他告訴我部長沈昌煥對原外交部出國留學歸國人員希望爭取回部工作,問我有無意願。我第一反應便問有無房子居住。他答:外交部的眷舍致遠新村內確定可以配到一幢房子,三個月內準可以搬進去。居有屋是我當時燃眉之急,聽說有屋可住,我當即答應,而多少年來我所心儀,所喜愛,所計劃終生要走的路頃刻之間付諸東流。却無意間遵行了我岳父和秉成兄的忠告,正符合小時批流年本子上的一句話:「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但「柳」雖然「插」了,實因生活所迫,畢竟並未成「蔭」。

九月十二日,朱建民及羅志淵兩位老師聯合宴請新老師,我應邀去參加並請求辭去教職。羅老師聽我縷述我的困難後,當即答允。課已開出不能取銷,另找人擔任,但一班「政治行為」無法找到人,不得不由我兼任,我教到因外放美國而離開台灣為止。

台灣濃濃的人情味和與潮州話相近的台語使婉沒有異鄉之感,我們在永和鎮租了臨時住處,狹小湫隘,但幾乎天天有同學、朋友、親戚來訪,真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氣象,雖然居處座位僅可容膝,更無樽可以貯酒,但朋友們不以為意。他們也喜歡了我這從海外帶回來的妻子,時時受邀到他們家作客,婉感到他們的熱情,立馬就接受了他們,很快就溶入了我在台的社交圈子。次年一月初我們搬進了致遠新村。因為郊外交通不似市區方便,來往的親友較少,但每週也有兩三次的人來人往,與現在老年的「閑居鬧市無人問」,「門前冷落車馬稀。」整年都沒有幾次親友上門有天淵之別。

婉來後我帶她去后先生及譚代表處作禮貌上的拜訪,譚常愷夫婦一見婉便投緣,兩老打從心裡喜歡上她。一天我在外交部上班時忽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我是大姐」。正狐疑那裡冒出一個大姐時,她解釋:「就是譚常愷的大女兒」。她說她們已經把婉接到譚家,要我下班後直接到他那裡一起吃晚飯。自此以後便開始了無數次的到譚家吃飯、並一起逛街、或去郊區遊覽。

與人結交我從不過問對方的淵源和背景,總依循着合則聚,不合則散的自然法則。譚家每次來接總有司機開着吉普車或小轎車,這在當時的台灣是很稀罕的。看譚家不似經商的殷富之家,但不好意思興問。有一天去大姐家,看到牆上掛着一幅字,上面寫:

我生家住醴陵鄉,疆半光陰在戰場,慣向庭前聆鯉訓,喜有舊友奮鷹揚,…


署名是「黃杰」。從「鯉訓」二字我恍然悟到原來大姐就是黃杰將軍,當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弟媳。大姐夫任職師長,因為總是在部隊中,從未謀面。譚家除了大姐外,尚有二姐及三姐。二姐我們未曾見過,因為那時二姐夫毛起鷴任駐巴西聖保羅總領事之職,直到我們去了美國才調回台灣。三姐年近三十,美麗溫婉,有中國傳統典型淑女風韻,是譚先生的義女。過去國人常有收乾女兒的習俗,譚老夫婦喜歡婉,有意收為乾女兒。婉不習慣這種攀親認眷的作法,所以總不表態,譚先生也不以為忤,仍舊把我們當作一家人,來來往往。然此後我們便稱呼他們為老伯、伯母,大姐、及三姐。我們常常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把我們短短兩年在台灣的時光裝點得多采多姿。來美國後慢慢少有聯繫,但譚家及我岳家却仍時時來往,有一年譚老伯前往星加坡去拜訪我岳父,二老雖言語不通,而相處甚歡。二姐夫後調回台灣任外交部中南美洲司長,婉的小弟曾去台灣住在他家一段時間,二姐把他視同自己的子弟,要求他不得說英文,以便學習國語。一九七九年,我們一家在闊別十五年後回到台灣尋親訪友,方獲知譚老伯已於前一年過世,譚伯母則對我們的這一段生活全然忘却,也不認識我們是誰。大姐離開了台灣定居美國德州,三姐下嫁基隆海關關務署長梁先生,過着安靜而美滿的生活。我們特別跑去基隆看她,談起往事,不勝唏噓。當年如此,如今更是門巷已改,人事全非。

經由譚老伯的關係,婉進入了民航空運公司(CAT),於十二月九日開始工作。公司同仁,包括華人部總經理「馬老闆」(Z. K. Ma)及幾個華人經理,還有她的頂頭上司,美國人Charland,都對她愛護有加,照顧備至。記得我們常利用午餐時間,相約去吃附近的館子,常去的地方包括中山北路的美而廉,重慶南路的峨嵋川菜餐廳,和火車站後面的廣州樓。星期假日,不是去附近的名勝遊玩,就是去看電影,逛公司,以及上餐館。對我來說這種生活非常愜意,不妨永遠繼續下去;對婉來說,工作環境良好,人際關係溫暖親切,應該也無可厚非,然而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

台灣的米,台灣的水,滋養了一千四百萬人,唯這土壤獨不適一朵小花的生長。婉周旋於親友同事之間,宴宴言笑,工作順心,回家與孩子親熱玩耍,生活安定,表現正常,看不出有甚麼異狀。臉龐及臂腿與以前並無不同。她的胴體裹在裁剪合適的旗袍中,風姿嫣然,顯得楚楚動人。我曾在日記上寫:「婉非常漂亮,有時竟呆呆的望着她而不自覺,」全沒意識到她自抵台以後不知不覺間日漸瘦損。一天她換衣服時,瞥見她的肋骨根根可數,稱體重時只有七十餘磅。從在英國的一百磅左右,不幾個月便瘦了三十磅。這使我很吃驚,開始設法讓她滋補,每天給她燉雞湯,但她喝過不兩天便拒不再喝。民航公司醫務室的鄭大夫,對眾人不假辭色,獨對婉特別關懷,也發現她太廋,便要求她每天都到醫務室打一針複合維他命B,以維體力,然而對消瘦却也朿手無策。如此數月,婉又開始胃痛,幾乎每隔幾天就要上醫院,打針吃藥都無效果。我們從北投的家庭醫生,黃大夫,直到陶師母介紹她的腸胃專科醫生,而中心診所,最後到榮民總醫院,全都看過,就沒有辦法使她長一兩肉及使胃痛減輕一絲毫。終於有一天,我在峨嵋餐廳請了一槕客,都是醫生,包括在英國就結交的朋友,榮民總醫院的醫師姜必寧,和民航空運公司醫務室主任鄭大夫,商討對策。席間大家同意鄭大夫的意見,身體基本上沒有甚麼毛病,只是環境不宜。

我如果是一個稱職而細心的丈夫,對於婉在此環境中的內心感受應該可以見微知著,但我是一個粗心的人,蛛絲馬跡之微未能察覺。記得早在永和賃屋居住時,一天她守在窗前,癡癡的向外望,說:「這天氣真像英國的秋天。」她最親的八兄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廿八日來台,除了兩天去羅東看造紙工廠外,我們一起遊烏來、陽明山,並去日月潭,此趟出遊婉興致特別高昂。四月七日我們送走了八兄,第二天早上我驚見婉的眼睛紅腫,原來她哭了一整晚。她的心是被對英國生活的留戀,在新加坡父母手足的親情,和在台灣的丈夫及孩子撕裂了,以至她豐沛的情感無法安頓。婉的健康情況八兄在台時已有所警覺,後來又繼續診治了一段時間,毫無起色,我不得已,只好把診治經過,包括醫生的診斷書連同X光片子一古腦寄給八兄。岳母叫八兄回信,寄來機票,囑立即辭去工作,帶女兒一起回新加坡調養。我就為她們母女辦出國手續,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送她們到松山機場。這時女兒正是搖搖擺擺學走路的期間,蹣跚可愛;每天一早慣聽她稚嫩的嗓音叫「媽」或「爸」,溫暖直透心脾。在機場送行我緊抱着她,上飛機時才交給婉,非常不捨。

二月八日婉來信,說她母親特別做一向她所愛的食物,潮州菜中的精美食材,由她母親巧手調製,每天五頓,專供她食用;又找褓姆來照顧小韻,免她操勞。這種完全的照顧,沒有家務及世事之牽罣,無憂無慮,使她又回到出國前少女時代的快樂時光。我又是慶幸,又是感激,慶幸這顆父母的掌上明珠得以回到她生長的地方休養生息,也感激岳父母對婉一生一世的關愛,不因嫁出去而有絲毫改變。婉又說我們的女兒對新的環境不習慣,早上起來總是到處找爸爸,又使我生出無窮的懷念。但小孩子畢竟容易適應,因為在新加坡男的都是舅舅們,後來她回台後也叫我「舅舅」,久久才正名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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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之十六:婉芝與我﹝二﹞


我的故事之十六:婉芝與我﹝二﹞

在眾多兄弟姊妹中,婉特別討人喜愛,自小聰明乖巧,善察言觀色,可愛懂事而心地善良。然而其得父母之鍾愛卻另有原因,父親雖經商有成,但他有中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與現在流行的想法,「書可以不讀,錢不能不賺」的觀念有異。兄姊們讀書成績平平,在受過基本教育後無法更上一層樓,所以男的只好綴學跟着學做生意,女的就等着嫁人。他很羡慕人家有碩士博士學位的子弟,對朋友間孩子們從事醫生及律師等專門職業也津津樂道。並不是這些人比他更賺錢,而是因為他們比他更有學問,雖然他心目中的學問只是書本上的知識。

因此婉的父親特別注重子女們的教育,定期檢查在學校的成績,婉從小在學成績優異,每學期排名總在全校頂尖的百分之一二,她是兒女們會讀書的第一個,這使他們感到既遂心,又驕傲。孩子們在學期終了後要拿着成績單排隊在父親面前領賞或受罰,她總是獲獎,且常是獲獎的唯一人。在家裡有些事務唯有她能做,例如每次宴客時由他隨車去迎接親族中的長輩,十歲的小女孩,便能體察年長者的需要,應對有方,交接合禮。父親每次看電影總要她陪看,因為她除了會操潮州話及熟悉福建語外,又擅英文,會粵語及華語,不管放映任何影片都可在老爸耳邊輕言輕語的解說劇情。她是能在母親做家事時,搬一張小凳子坐在旁邊絮絮閑話家常的唯一子女。當兄姊們都騎足踏車或搭公車來回學校時,她卻由司機或兄長們開車接送。她是父母的寶貝,也是他們的厚望,她十七歲時便千里迢迢給送到英國,企圖圓陳家碩士博士,醫生律師的美夢。

我們的關係平穩發展,順順當當的從一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就像花落果熟,水到渠成,沒有風雨,沒有波瀾。她有一堆香港,星馬,及外國的男孩子圍繞在四週,活動頻繁,邀約不絕。我到英國後似乎改運,開始有兩三個女孩來來往往,其中一個且建議要買一部車子,由她駕駛,放假期間二人漫遊歐陸。然而自我們認識後,這些人慢慢都疏遠。她原來就有一個姊姊在英國,以後兩個弟弟也相繼來到,姊弟們對台灣印象不好,對我們的交往也就不表贊成,也不看好我們的關係,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父親固然討厭中共政權,也對國民黨沒有好感,而且他們認定婉是父母心愛的女兒,決不讓她遠嫁台灣。

一九六三年暑假期間,國際學舍循例關閉,留宿的學生們都要另找住處。我在六月三十日搬到倫敦北區Golders  Green朋友餐館,東興樓,樓上暫住,距婉位於Fincheley寄宿家庭較近,搭巴士只有兩三站,而我們也越走越近,到幾乎每日必要見面的程度。在談話中不知從甚麼時候,不知不覺的滲入了類似「如果我們結婚」,「我們結婚以後」的句子。我們從沒有向對方講過「我愛你」的字樣,也沒有像許多人大張旗鼓演戲一樣的求婚,我們都沒有意識到「結婚」這兩個字的重大意義,兩人心照不宣,下意識中覺得組織家庭是男女二人談得來,關係發展到某一程度的自然結果。

關係發展到此程度,牽涉最深的除了當事人的我們外便是婉的雙親,我獎學金的限期使我不得不在一九六四年的暑假回台,婉與我相從便必需放棄學業,這不僅破滅了她父母造就她來完成他們的博士碩士律師醫生的夢,而且把她從他們身邊拉開,不是嫁到就近可以朝夕見面的星加坡,而是遠去台灣,等於剜去他們心頭的一塊肉。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我送婉到倫敦機場,飛回新加坡,她肩負了向她父母親報告我們的關係,並說服他們的重責大任。他們早已微聞風聲,不過年輕女孩的男朋友此來彼往,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三日京兆,過幾個月也許又換了人。但這次情況與前不同,婉決意要同我在一起,據婉說經她向他們表明後,她父親一言不發,只默默流淚。這個星馬商界潮州幫的強人,在外邊可以撐起半邊天,在家裡無人可以違拗,現在卻對心愛女兒不按他們所期望的路走而一籌莫展,朿手無策,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既使有籌策也不好施展,只能點頭。當婉電我說他們並不反對時,我便給他們寫了一封信,說我愛他們的女兒,懇請准許我們結婚。她父親的覆信很快就來了,第一段簡單的說這事他「非常欣慰」,第二段花了很長的篇幅要我「專心學業,以期有成。」

九月六日我去機場接婉,同回來的還有她的大弟,懷着父母的祝福,我們心情舒暢,在英的姊弟們也就接受這事實。在星加坡的七姊和八兄卻十分放心不下,三番兩次來信,千叮萬囑,要我好好「愛護」他們的「小妹」。從此而後我私底下便昵稱婉為「小妹」,歡歡喜喜的接受了「愛護」這「小妹」的職責。

婉在星加坡的一段時間,我組織了一次台灣留英學生的聚會,向國內各機關要來一筆經費,大家去海邊的遊覽勝地Brighton 渡週末,並去 Isle of Wight  觀光。在此之前駐英國民黨總支部也改選,互選支部執行委員。有些黨員及同學具有毛澤東的「人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習性,黨員不過十來個人,支部會議中為爭取三個委員的名義﹝說「名義」因為是無給職﹞,縱橫捭闔,分派爭權。而同學會的旅行雖不用自付一文錢,也有人東挑西剔,吹毛求庛。九月三十日同學們有庵歸庵,有廟歸廟,我獨自留在Isle of Wight旅館等婉來相聚,一起遊玩一天。她來後我猶為那些莫名其妙的瑣事心煩,向婉訴說。婉不明瞭這些狗皮倒灶的事,也不願為這些事煩心,她快刀斬亂麻的說一句話:「不理他們就好了。」說來婉是一派天真,她沒有社會經驗,不會與我共同設計如何來對付搞派別,愛鬥爭的人們,她覺得只要我們在一起,其他事情都是雞零狗碎,不屑浪費我們的精神和時間。此後這句話竟成為我們的保護売,把滾滾紅塵中的俗務和我們的家庭生活絕緣起來,家,就真的成為我們的避風港。當我在夏威夷被「當面輸心背面笑」的同事挑撥,館長的無能和偏見也使我陷入困境時,我們便採取「不理他們」的策略,該做的工作就做,不該做的就拒絕。與當地退職外交前輩,華僑,甚至其他機關派駐當地人員酬酢往來,同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的交換教授及學生們更是同玩同食,呼朋喚友,享受溫和的氣候和潔淨的海灘,生活得快快樂樂。到紐約當老闆親自問過我,確定我沒有背景,便給我考績年年丙等時,我也不加理睬,與館裡合得來的同仁們吃喝談笑,過舒服日子,大家先後都辭職不幹後,更成為有通家之好的終生朋友。過去我對如何過生活及處理自己的生命雖沒有明確的觀念,對金錢也並沒有刻意的追求,但總覺得「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地位及聲名確在心目中占了不少的地位。自此以後,除了維持基本生活外,只要同婉在一起,其他一切都變得不重要。正如孔子在述而篇所言:「富﹝我要加上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我的所好就是與婉過平靜的家庭生活,婚前十幾年在紅塵中的衝刺,至此我方才認識這「大丈夫志在四方」的話看似氣魄宏大,而實在是件厚重絢爛的外衣,自此我便而放棄了追求富貴的雄心大志。

出國前我曾與師長們有約,回國後到政大執教,開一門新課,「政治行為」。本來是要去美國學的,拿不到簽證,改到英國。發現英國各校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只有劍橋的「社會政治學potilical sociology」的內容與此相近,於是便申請到劍橋大學去研究。十月初我到劍橋註冊入學,功課很忙,婉幾乎每週週末都從倫敦搭火車來相聚。此時嚐試與睽違十四年未通音問在老家的親人通信,十月十四收到我弟弟的回信,把祖父母和父親受老共迫害致死的詳細經過縷述,目前剩下母親和他兄弟,無以維生,居無定所,家不像家。我覽信大慟,多年來我一直下意識的還是以老家為家,隱隱的覺得局勢安定下來後,飄泊會有一個盡頭,總有一天會回老家去。收到信後,才認識到這原來是一個幻覺,希望破滅,頓生無根之感,心情悒鬱。十九日婉來,我把這信的內容告訴他,她看我形色慘然,從床邊站起來,到我面前把我的頭抱進懷裡,安慰我說:

「不要難過,我給你一個家。」

在此以前不管兩人如何親熱,婉在我心目中總是小妹妹的形像,雖然兩人都覺得組織家庭是必然的,但在關係上還是兄妹式的,我是兄長,必需對小妹愛護,在感情上也是柏拉圖式的。現在忽然發現這小妮子會同情不幸,懂得安慰人,知道疼人,使我覺得她一下子就成熟了,長大了,長成一個容光煥發,明媚動人,散發着青春活力、熱力、和魅力的少女。這真是一個驚喜的新發現,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記上形容她為「 extraordinary beautiful」,其他這段時間的日記中也有不少類似贊嘆的語句,而這形容及贊美,不是羅曼蒂克的一派胡言﹝romantic nonsense﹞ 用來取悅對方,而是內心深處的感動。這種奇妙的,從未領略過的激動,是我自己的私衷。



曾有一詩發抒此時的感覺。

自幸劉郎到未遲,  芝英婉若正花時,
含苞綻蕊驚清麗,  開在陳園第九枝。

註:「第九枝」指婉在姊妹行中排行第九。

於是我對婉說:「我們結婚吧!」我們就去劍橋郡的註冊處登記結婚,人生大事就如此簡單輕易的大功告成。然而我們都瞭解這不過是一種形式,一道手續,兩人一生的命運早在開天闢地以前就綰繫在一起了。我又有詩來形容這時的心境。

戶外瓊仙弄雪初,閨中春暖枕衾舒,
洞房夜靜悄聲息,偎坐燈前伴讀書。

正式婚禮待忙過一段時間再說,我們決定先利用聖誕假期出去玩一趟,誰也沒有提到「蜜月」這兩個字,甚至連這觀念都沒有,我們只覺得需要避開熟悉的人和地,不用收取郵件,無需接聽電話,到一個陌生,沒有人認識,在街上碰不到熟人同你打招呼,在家裡不會有人來敲門的地方,世界上只有我們兩人,其他人都不相干。我們選到威爾斯的 Falmouth,租了一幢自炊自爨一層樓的小公寓,英國叫flat,作短期的勾留,於十二月廿一日上午搭火車前往,傍晚抵達。這小城是一個農村,也是漁港,沒有奇偉的建築,也沒有瑰麗的山川,樸實平常,是庸碌的人們過平凡日子的地方。我們隨便在街上蹓躂,到附近的田野、海邊、或其他小鎮倘佯。但更多的是窩在屋裡,有時甚至整天連睡衣都不換,聊天,玩牌,睡起吃食都隨興,把一切塵俗之事丟諸腦後。除了有一天到公共圖書館借一本小說來看,沒有功課,除了有一次房東請喝下午茶,沒有應酬,像小鳥一樣的快樂,像神仙一樣的悠閑。三個多星期的日子過得飛快,假期一轉眼便過去了,我們搭巴士經過Plymouth一路玩回家,在倫敦停了一天,王家松夫婦請吃中飯,我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下午回到劍橋,婉還留在倫敦,因為我們在劍橋的住處還沒有租好。


我是客家人,婉雖然是潮州人,但像一個標準的客家姑娘,出嫁前任憑如何閨閣千金,嫁入婆家後立刻捋上袖子,捲起褲腳,上山樵採,下地種田,開始負擔起家計,有如一首台灣老歌所形容:「上山會打柴,下回會插秧,不怕風雨大,不怕太陽曬。」她沒有做少奶奶的觀念,也沒有「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終身依靠丈夫的想法。婉覺得既已成家,便不能依靠娘家繼續寄錢,雖然我相信他父母並不在乎。她考完最後一次的期終考,告別了她的生物、物理、化學、數學等能使她成為醫生或藥劑師的課程,沒有留戀,沒有覺得可惜,並不以為犧牲了甚麼,也沒有我志未酬的想法,立即準備打入職場,來維持這小窩。她從報紙上研究出最容易找的工作是秘書,便一頭鑽進了一家叫聖歌德的秘書職業學校,練習打字及速記,學成後來到劍橋,很快便找到週薪八英磅的工作。小巢搭在劍橋毛森﹝Mauson﹞路107號,一幢在二樓的公寓,闊敞舒適。我從學院的宿舍先搬進去,婉隨即從倫敦過來,正式創建我們的新家。她工作,我讀書,如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生活。在劍橋的一段時間,我們的家成為當時台灣學生的聚會所,經常來聊天吃飯的包括程建人、王曾才、杜維運、余國燾、郭子中,婉理所當然以主婦的身份招待酬應並洗手作羮湯,我這些朋友也就成為她的朋友。回台後除了我以外,這些朋友們個個揚名立萬,我們在台灣時與他們也常來常往。郭子中未回台灣,不知所終,但到現在我們還記得他把葱蒜煎得焦黑來做紅燒肉的特殊香味。

過去我對異性沒有甚麼認識,透過婉我才體會到女性的偉大,她們對家全心全意的投入,作為人妻人母無怨無悔的犧牲,就好像吃飯穿衣一樣的自然。她們的堅靭,適應環境的能力,面臨威脅到家庭子女時的勇敢,在在都令我贊嘆,但並不自覺有甚麼特別之處,我覺得這就是她們偉大的地方,在這方面婉與其他女性並沒有不同。然而,很多女孩處心積慮的嫁入豪門,而婉卻從錦衣玉食的殷實家庭,願意跟隨我這貧無立錐之地的窮光蛋;很多女生唸大學是為為了嫁給一個能提供她較優厚的生活,給予她較高的社會地位的人,而婉卻為了我而放棄在進行中的學業;當時台灣很多姑娘都要嫁國外或有希望出國的人,而婉卻反其道而行之,從國外隨我到台灣安家落戶。

如我祖父一樣,一生最期望的是他長孫能進大學,然而我大學畢業而他卻不及見,婉的父親希望婉能取得碩士博士的學位,能成為律師、醫生,但因婉的放棄而志未成,願未就。但她的大弟後來以全額獎學金在牛津獲得法學博士;小弟則是醫生,也讀到博士,在其本行中有卓越的成就;其他諸弟們也都取得碩士學位,在電腦、會計、投資、保險行業中各有所成,可惜的是兒女們這些他所一直企望着的成就,岳父竟未及見,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間亡故。

至於我們,用姜醫師必寧兄的祝福來回顧這五十年的婚姻:

琴瑟和諧:我們的婚姻生活像洛杉磯的天氣,天天天藍,偶有風雨。但我作為兄長,從未對婉疾言厲色,大部份時間都讓她,畢竟她為我犧牲了很多。

白頭偕老:我們兩人的白頭竟都趕在老之前提前來到,似乎要緊着驗證必寧兄將白頭罝於偕老之前的的祝福。頭,早就白了,而如今我們的確都老了,還能在一起聊天說笑,憶苦思甜。如此說來似可符合古典英文愛情小說裡的一句典型結語:

They lived happily, happily hereafter. 此後他們過着甜蜜而幸福的生活。


                                                                                                ◎                             

我的故事之十五:婉芝與我﹝一﹞

我的故事之十五:婉芝與我﹝一﹞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起初當然是我祖父母,已有專章分別來描述他們,後來最重要的便是我的妻。跟祖父母的少年時代,「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食衣住行樣樣不缺。結婚後,妻把全家的生活一腳踢,除了把公務員微薄的薪水袋交給她外,是否有米下鍋,有菜上槕,上面有無屋頂遮天,晚上有無床舖睡覺,全是她的事,用不着我操心。一頭一尾,生命平靜無波,我一生的坎坷,全在離開老家的祖父母以後及與妻子建立新家以前。家,是我的避風港。


不知道是沒有女人緣還是我的鄉巴佬土氣,我與同輩異性的接觸經驗並不愉快,初中班上有五個女生,男生中我最矮小,編到與女生中高挑的周愛菊同一書槕,她不屑我,別的同學同槕不和時便劃楚河漢界,互不踰越。她用不着,只要她手伸到那裡,那地盤就是她的,不管上面是書本、毛筆、或硯池,她橫手一掃,全都下地,我既不敢言,也不敢怒。到高中時,第一次上課前便被班上一個叫「鄭其錚」的女生沒頭沒腦的凶一頓,理由是我不該取「曾治津」這名字,因為學期開始我請病假沒去上課,老師點名時因發音相似而由她代我應卯,直到校方通知家長說她曠課一週,方才發現張冠李戴,答錯了名字。我銷假返校前真相已經大白,她還是拿我出氣,我初進新學校,不知就裡,不敢抗辯,只好讓人看笑話。在政工幹校時有花木蘭中隊,有一次練習民族舞蹈,女生們是教官,男生很多都跳得像柴棍子,一位漂亮的女生叫胡木蘭的卻偏挑我出洋相,「你怎麼像木頭走路一樣!」被不好看的女生煸算是倒楣,被漂亮的女孩子當眾教訓,人家會以為你做了甚麼讓她不爽的事,百口莫辯。在日本時有一個女孩叫盧禮子的,有一段時間與我同遊,初得異性青睞,正盼鴻鵠之將至時,有人一狀告到海總保防部門,說我與「來歷不明,身份可疑」的女子結交,差點惹上大麻煩。從此我對女生們敬而遠之,在軍中這段時間所來往及能所與談笑的女性只限於舞廰、歌廰、彈子房、照相館的服務小姐。進了政大,頭兩年為入學及生活弄得焦頭爛額,那能顧及其它。此後有餘暇,發現同學間平常聊天最常談的內容便是女朋友,便也躍躍欲試。約會過幾個女同學,有的一發現我有企圖,便說:「老大哥,不要這樣,我對你沒有興趣。」未曾開始便已結朿。有的肯與我交往,約會過幾次,然後說:「我對你沒有那種感覺。」便劃下休止符。有一次約到我所心儀的一位,傍晚一起在指南道上散步,回到宿舍,室友洪維岳對我說,「看到你同某某走在路上,同女孩散步應該是走得越慢越好,而看你像趕集,她差一點跟不上,下次你準約不到她。」一語中的,約她再不肯出來了。雖想再接再勵,可是沒辦法就是沒辦法。為此曾向指南宮呂祖師請求指點迷津,我不信佛也不信道,只是好玩,前後在不同的時日連續為此求過三次籤,奇怪的是三次求得的籤文全都一樣:

幽獨之中不可欺,未來我地我先知,三心兩意何須問,若不回頭反悔遲。

第一二句是譴責我的不信,去求籤是開玩笑性質的;第三句是是教訓我追完這個追那個,用情不專。第四句寓意深遠,後來我才明白,意思是叫我放下追女孩子這碼子事,否則即使成功,亦將將後悔終生,套句國父遺像旁的對聯來說,「時機尚未成熟。目前無須用功。」與婉結婚後,回首前塵,很感謝這幾個對我沒興趣,沒感覺的女生,也對自己走得飛快讓女孩追趕不上一事感覺良好。

在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第三次求到同一籤後,日記中寫道:

連續三次得同一籤的機會是60 X60 X60 = 216000 分之一,﹝按:籤筒共有六十支籤。﹞我覺得很惶恐,自問沒有對不起良心,對不起呂祖師的事,﹝按:指南供奉的神是道教祖師呂純陽。﹞也沒有做損人害人的事,為甚麼呂純陽對我責備這麼嚴厲呢?鬼神之事非常渺茫,我不能說相信,也不能說不相信,我以後儘量的憑理智,憑良心去做事情罷了。不過呂祖師也許責我心不誠吧。

人與人的遇合真是奇怪,因果關係複雜,月下老人的紅線之說把姻緣說得太簡單化了,張愛玲的一篇叫「傾城之戀」的小說倒把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剖析得使人若有所悟。在這篇她對故事中男女主角,柳原和流蘇,愛情的成就,歸因於香港的淪陷。原文說: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

張愛玲的這結論真是非夷所思,引起我異想天開的想法,那一九四九年的翻天覆地,二百多萬人從大陸流徙到台灣;成立怒潮,上千人進入這軍事學校;輾轉金門,國防部成立政工幹校;分發到海軍,又讓我進入剛復校一年的政治大學;千中取一,讓我考取中山獎學金出國留學;本來要到美國,主辦簽證的副領事拒絕給我簽證,即使動員當時的美國新聞處處長Roy James,美國在台灣有數的頭頭之一,去說項也決不通融。﹝詹姆士說:雖然只是副領事,但他對簽證的決定是在其權限之內,就是莊萊德,當時的駐華大使,也無法改變。﹞這些事件是不是有目的呢?現在我能還想得得出這副領事拍槕子站起來的樣子,他說:「It’s  the decision. It’s final!」的情景。那麼這些傾覆,這些顛簸,這些當時看似不幸和障礙,全在成全我去英國與一個在等着我,名叫陳婉芝的女孩相遇。現在回憶,我在這美國駐華年輕的副領事臉上讀出另一句話:「去英國吧,好事在等着你。」

過去我相信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立於宇宙之外,不相信其他神祇。但現在我的思想有點改變,誰說對我提警告的呂純陽、擅射穿心箭的丘比特、以及慣在男女足下繫紅線的月下老人,不是第四度空間或更高度空間的精靈呢。不過我仍覺得這些事的成就並不是呂祖師,丘比特,或月下老人之所能,也許他們知曉這些事的因果,但成就這些的是全能的上帝祂自己。祂所成就的不是甚麼「天之降大任於斯人」的功業之士,而是在這兵荒馬亂之餘,一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夫妻,而這就是上帝偉大的地方。

閑話說得夠多了,言歸正傳。

一九六二年我在英國時,江樂舜小姐當選為世界小姐候選人,代表中華民國到英國倫敦參選,於十月卅一日抵達。英國政府早已承認中共,中華民國在英國一切事務由「自由中國中心」辦理,當時的負責人是王家松先生,發動學生去機場迎接。我負責聯繫召集同學們到Charing Cross火車站集合,乘包好的巴士去機場。一群人在機場接到江樂舜及她的監護女士,一位小妹妹向江樂舜獻花,臉圓圓的煞是可愛。從機場回來,王家松犒賞大家,在長城飯店請吃午餐。我坐在靠牆的一排長椅子上,左手邊正好坐着那獻花的女孩,她那一槕全是不知從那裡動員來的女孩子,恣意談笑,說的語言很雜,英語、方言、國語全都用上。為了禮貎,我以大哥哥的語氣用英語問我身邊的女孩:

「Have you finished eleven plus?」

我那時只聽過這名詞,以為是初中畢業會考,其實是小學畢業。簡真錯得離譜,難怪聽到這句,一槕女孩鬨然大笑,我很窘,還想不出這句話有甚麼不對。她才輕聲的告訴我;

「我已經在讀advanced level﹝相等於大學一年級的課程﹞。」

她沒有我過去所接觸過女生的矜持,也不羞赧,講話就像一個小女孩的純真而直爽,她告訴我她的名字,陳婉芝,說是寄宿在一位梁先生家,而梁先生是一位國府駐英機構退職人員,所以這次動員接機便把她拉來。我在困窘過後,因為沒有追女朋友的想法,對她沒有企圖,便如對鄰家小妹妹似的同她攀談起來,行雲流水,沒有窒礙,不必顧慮甚麼,也不期望甚麼,同她瑣瑣碎碎的聊天覺得很愉快,席終時自然而然的向她要電話號碼,她毫不遲疑的便給了我。接着兩個星期很忙,使我對這可愛的小妹妹的影像暫時沉澱。



十一月十五日晚上,王家松在寓所舉行歡送江樂舜小姐的餐會,邀請我們去參加。我在當天下午三點必須參加學校的研究生茶會,研究部的秘書柏昂小姐在會中找我談話,說指導教授對我的論文批評是內容甚佳而英文體裁尚待改進。學校研究所秘書權力很大,不知為何她藉此對我作不合理的嚴厲指責,並涉及毁謗我來的國家,我認為她對我有偏見,兩人發生爭論。氣憤中居然忘記了晚上在王家松家的聚會。等我記起來趕去約定的李恩國先生處,要搭他的便車前往時,剛好他們久等我不見正準備上車要走,如果遲了五分鐘他們便走了,那我的故事當是另一番面貌。

到王家後赫然見到婉也在座,不勝之喜。一回生,二回熟,我們兩個熱絡的坐在一起談話,我把我的朋友,她把她的朋友都撂在一旁。她的一個好朋友看到這情景,餐後在第一時間向婉提出警告,說同不明底細的人親近危險,看我年紀老大,說不定已有妻子。事實上這種事是有的,一位來自台灣的同學便把自己結婚而且有孩子的事實隱瞞,結交女孩們當作留英期間的玩伴。這忠告合情合理,婉卻置之不睬不理,對婉來說這不算忠言逆耳,因為她瞭解這好友的一番好意,而是東風吹馬耳,因為她覺得這忠告與她毫不相干。她並未因此便向我詢問,也沒有向我的朋友查證,依然若無其事的我行我素,與我交往。另外是王家松夫人,妻告訴我在此之前,她曾要在她家寄宿的大弟向父母表示,希望妻做她的媳婦。王家松夫婦有一個獨生子,為人忠厚老實,已經考取會計師執照,但不甚與人來往,雖然有意而不敢表白,母親察言觀色,代他出頭。王太太的父親是國際聞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還開有「馬寅初的經濟思想」一門課。我猜她以名門之後,又是在英反共華人中重要人物的夫人,婉的父母必會考慮。婉的母親在電話中把這事告訴婉,妻以前對這年青人不因為他的孤高而有所介蒂,沒有像其他人對他有差別待遇,但男女之間婉對他實在不來電﹝No chemistry﹞,縱然母親千般熱心,也是徒然,反使婉對這年青人本來的正常關係變得尶尬。因為婉同我認識是在王家,所以後來結婚補行婚禮時﹝先已註冊結緍﹞請王太太為介紹人。她很會講話,婚禮上的致辭很巧妙的用兩個中文字來形容我們:一個是「妙」字,少女為妙;另一個是「好」字,男女合在一起就是好。然後她帶一點酸味說,她的介紹人只是名義,現在的青年男女那用人介紹,要膽大有勇氣能追敢衝才能獲得佳人青睞,希望在座的青年單身男女共勉之,此是後話。

在王府聚會兩週後,十一月底我第一次打電話給婉,邀她到我住處,倫敦國際學舍來參觀,次日,十二月一日星期六,她惠然蒞止。在國際學舍有一位台灣以庚款來英進修的醫生,姜必寧,後來成為榮民總醫院心臟科主任,為前後兩位蔣總統的指定醫師。我們在國際學生服務社的英語補習班相識,由他介紹我才申請及住進國際學舍。全學舍就只我們兩個從台灣來,所以每週末便常一起出去觀光遊玩或看電影。婉來之前我告訴他週末無法奉陪,因為一個女孩子要來造訪。他要看看,婉來後我就叫他下來,介紹後他給我們拍照。關於這事的經過,必寧兄在他回憶錄「杏林憶舊」的續集「雁書迴響」中提及,抄錄如下:

曾治津與我同於一九六二年公費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我們巧在British Council 的英語補習班邂逅相識,後又同住倫大洛素方園 (Russel Square ) 之國際學舍兩年之久,異鄉相識,分外親切,遂成莫逆之交,義結金蘭之譜。治津兄當年斯文優雅,在倫大巧遇新加坡留英甜姐陳婉芝,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一見鍾情,我則居中充任電燈泡,效法紅娘,努力撮合,曾在雪封之洛素方園中為他們一對情人拍攝彩色合照倩影,據治津兄告知此乃生平第一張彩色照片,永遠珍藏。

必寧兄為我們照的這張照片絕有紀念性,我在該文中附詩一首:

洛素方園學舍前,霜枝如畫雪如綿,
留真妙手牽紅線,待譜關雎第一篇。

詩中說「待譜」,可見我們的關係還沒有開始,必寧兄在此文中稱我們為「情人」,是事後先知,因為這是我們是第一次約會,八字還沒有一撇。但他的「充任電燈泡」之說並非虛語,因為他對婉極口揄揚,對我百般攛掇,比較熟後我們有時也應邀去他房裡一起聊天,記得他經常以雪莉1紅酒招待。

話說必寧兄回房後,婉與我便天南地北的閑聊,不逛街,不看電影,除了到餐廳吃飯外,足不出戶的聊了十個小時。像久別重逢的老友,有談不完的往事。然而兩人生長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環境,並沒有共同的過去:她來自星加坡,我來自台灣;她是都市女郎,我是鄉下人;她家經商,我家務農;她家殷富,我家拮据;她主要受英文教育,我一向唸中文學校;她由家裡送她出國唸書,我由公費派到英國留學;她未染世塵,而我已在紅塵中滾過不少年。完全不同的背景,加上年齡相差有十一歲之多,並沒有影響到我們順暢的溝通,現在想來奇怪的是我們雖初次相識,並沒有急急乎要瞭解對方來歷,好像我們從來就在一起,交情很深,不勞再問。我們對對方背景的瞭解都是後來在交往過程中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一直沒有覺得我們的過去對目前的交往有任何關連。講話中也沒有所謂的 romantic  nonsense ,沒有對容貌的贊揚,身材的歌頌,姿態的讚美,像聖經雅歌裡所述:「你甚美麗…你的眼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按:婉的頭髮並不如山羊,而像 black waterfall,這是她的一個朋友說的。﹞然而在這十小時的相處,沒有冷場,沒有覺得無話可說,只覺得言而有物,話中有情;句句實實在在,字字沁入心脾。

晚上送她到車站,回到國際學舍正要進房間,隣室的比利時學生從浴室回來,披着浴巾,趿着拖鞋,呲牙咧嘴,嘻皮笑臉的在門口給我扮鬼臉。

「邁可,你搗甚麼鬼?」我問他。

「你上了她?」他反問我

「沒有。」

「那你們整天關在房裡做甚麼?」

「聊天。」

他有點不太相信,但接着說:

「Then,  it’s a NATO.」

我知道 NATO 代表「北大西洋國家公約組織」,但不明瞭他此刻用此詞的喻指。

「甚麼意思?」

「No Action, Talk Only. 」

我大笑,說:「Yes, NATO it was.」

我們這種聊天的習慣一直延續,成為生活中的自然事物,我們雖然不綴字和詩,連章索句,﹝婉不會,那是我和朋友的專利。﹞但從總統候選人辯論時阿巴馬的失神,到鄰居女孩從一言不發長大便喋喋不休,都有話可說,有如「秋燈夜雨」,亦似「閑話桑麻」。婉看電視,會告訴我那一個明星大張旗鼓的結婚,七十二天便離異;我讀中文報,也會讓她知道大陸民眾為釣漁台示威,砸日系車,搶日本店的出軌事件;體操班上老太太的滑稽表演,超級巿場顧客的失序行為,都成為我們的笑料或引起我們之評議。婚後當然不只是 talk,偶而也會有action,但大多數時間,躺在床上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直聊到深夜,有時竟到淩晨,直到其中一個說:「明天要上班,不能再講下去了。」才勉強打斷。聊了五十年還是聊個沒完沒了,有朋友形容他們夫婦之間,久矣「大眼瞪小眼」,我們雖沒有被人封作「老蓋仙」,而相互之間,確是大嘴「蓋」,小嘴也「蓋」。搬到洛杉磯,對街的鄰居久後熟稔,她說:「我早就注意你們了,兩人散步時有說有笑,結婚這麼久,像你們這樣真的很特別,」雖然我們覺得並沒有甚麼特別,但偶而確會引人注意,例如不久前我們一路走去附近的超級巿場途中,路過的一輛休旅車中的一位中年婦女對我們喊叫,我們停下來以為她要問路,但她卻叫道:

「Hold hands! Hold hands!」

回到本文,因為到婉寄宿的家庭去訪問不方便,她便常來我處,初期總在餐廳吃客飯,﹝題外話:相熟後她現出本尊,不再能忍受白水煮包心菜的味道,便慫恿我吃館子,先是普羅性的里昂Lyons及炸雞館Chicken Inn,後遍嚐各國特色的珍饈。我是窮學生,當然由她買單,從她面不改色的付賬過程中,我才猜度出她有雄厚的後盾,而且從她對菜肴的品評挑剔中,把我從鄉下及軍中養成的粗糙飲食習慣中提升品味,領略出吃東西也有那麼多的講究。﹞我們談談笑笑,但尚未到有親密動作,如勾肩搭背,牽手攬腰之程度。這情形被一個從香港來的學生看在眼中。說到這位僑生,我一住進國際學舍便己認識,起初我們用餐有時坐一塊,他只會廣東話,我只講國語,兩個無法用母語溝通,必得乞靈於英文,而我總覺得同黃臉孔的同胞使用英文交談有點不習摜,慢慢地我們就疏遠了,只是在碰到時點頭微笑而已。一九六三年一月中旬左右,他又開始對我熱絡起來,吃飯時端着盤子找我,坐到我對面時便憋着國語同我講話。終於有一天,他吞吞吐吐的欲語還休,我不知道他葫蘆裡要賣甚麼藥,不予理睬。餐廳在地下室,吃完飯回房要上階梯,我踏上數級後他從後面趕上來,對我說:

「拜託一件事好不好?」

「甚麼事?」我有點詫異。

「把你妹妹介紹給我認識。」

我站住,轉身,一字一句的對他說:

「她不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的女朋友。」

這次換到他吃驚了,爆出一句:

「Silly, I’d have thought of that. 」

從此以後他再也不理我了。

這種誤會還有更有趣的一幕。

回國後我到外交部服務,住北投致遠新村眷舍,婉在民航空運公司上班,通常搭我們的交通車,在中山北路該公司門口下車,週末及星期天也常一道乘交通車去台北看電影或吃館子。我們雇了一位從屏東來的空軍士官太太,三十餘歲的雲南女士為褓姆,照顧我們的老大。她講國語,穿旗袍,家裡事少,常攜我大女兒在村子裡玩,不像一般新村眷屬所用的台灣女孩或阿巴尚。褓姆劉太太好幾次同我們說,我們新村的這些太太們真好,沒有階級觀念,不會瞧不起佣人。每次她帶孩子在外面玩時,總有太太們要找她聊天,說:「來呀,我們太太們是沒有階級的。」﹝按:我當時是小科員,村子裡幾乎每一個太太的老公都比我官大。﹞
如是者半年,有一天婉早去上班。因為座位是固定的,通常上班婉坐我的位置,我總是站着,這次有了坐位,隣座的薛代強參事忽然對我說:

「曾兄,我比你大幾歲,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說,你不要介意。」

「我不介意,請講。」

「太太們在家也很辛苦,燒飯帶孩子,你為甚麼總是帶妹妹出去玩,從來不帶太太出去?」

「我有呀。」

「那每天坐你的位置去台大上學的不是你妹妹?」

「那是我太太,」我有點摸不着頭腦的答,「而且她不是去台大上學,而是去CAT上班。」

「啊!」從他那厚眼鏡片背後我看得出他的驚訝,原來為我「太太」打抱不平搞錯了對象,說:

「我們都誤會了,村子裡的人一直都以為在家帶孩子的是你太太,而每天搭交通車的是你妹妹。」

到了美國,這可愛的誤會還一直延續下去,也記不清有幾次。有一次我們受邀參加一位朋友的烤肉餐會。孩子們在身邊轉,一對新認識的夫婦在說話中還一直把我及妻當作兄妹,經我糾正後,他替自己打圓場說:

「啊,原來是夫妻臉。」

夫妻臉指夫妻相處久了因為生活習慣的互相影響,兩人氣質舉止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不知道當婉升級為女朋友之前就有人誤認我們為兄妹了。

沒有料到年青時是「夫妻臉」,老了還是「夫妻臉」,搬到洛杉磯後,婉在聯邦農業部洛城分部工作。那時我同朋友合開一家會計公司,家裡當初只有一輛車,而我的工作時間可以調整,每天都開車去婉的辦公室接她回家。

一次當我把車停好,出了車門,一位在婉辦公室隔壁郵政機關工作的黑人經過,同我打招呼,說:

「Come to pick up your sister, eh!」

這使我有時不免胡思亂想,說不定我們上一輩子真的是兄妹,「夫妻臉」就是證明。前世我對這妹妹太好了,今生今世她回來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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