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

我的故事之十三:入學風波

我的故事之十三:入學風波

既經考取政治大學政治系,我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簽請澎湖巡防艇隊部轉呈國防部准予入學,在沒有收到答覆之前,國防部於十月一日下達公文改變了軍中人員報考大學的規定,新規定是不管任何軍職,一律要考理工,不讓攻讀文法。如果這規定早點頒發,我會很高興,因為我的本來的志趣就是理工。但我既已考取,不管任何科系,也不願改弦更張,以免重頭開始。艇隊司令和政治處主任都認為國防部既然准考,經考取後准許入學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申請離職的回文一直沒有消息。學校註冊時間迫近,我便向艇隊請假兩週,於十月十三日搭船赴台。十五日到海軍總部打聽,並向在國防部總政治部服務的同學詢問,均未獲確實回答,我進大學之事便變成未知數。

政大新生註冊於十月十七日截止,我趕去政大註冊,並遷入新落成的男生第四宿舍。十八日開始新生訓練,第一天我便蹺課,前往總政治部托同學打聽,得到的消息令人洩氣。十九日再往海軍總部,碰見幹校同學曹蘭芳﹝後改名曹伯一﹞,他考取東吳大學政治系,與我有同樣的問題,於是我們自然而然的聯合起來共同奮鬥。

十月廿四日我正在上課,曹伯一來學校找到我,告訴我總政治部己經拒絕我們的入學申請,不准入學的公文即將發出。計議之後,我們下午一同去復興岡找政工幹校校長王昇,以校友身份請他幫忙。王校長對於我們兩個他所培植的學生,想脫離工作岡位,企圖做軍中政工的逃兵並不介意,立即拿起電話打到總政治部第一組,要他們解決這問題,對方礙於化公在政工界的地位,答應解決,至於如何解決,當時沒說。

約好次日與曹伯一在海軍總部見面,共商大計,不意在羅斯福路轉車時,皮包在公共汽車上被扒手扒去,身份證明和海總出入證全在裡面,進不了海總,只好轉回學校。錢在皮包內也一併遭竊,身上一文不名,連打公共電話求救的零錢都沒有,只好一路走回木柵。又逢大雨,衣履盡濕,變成落湯雞,惶惶然真有如喪家之犬。

廿七日再赴台北與曹碰面,商議後覺得不要輕言放棄,決定奮鬥到底,並擬好應採步驟。次日去找總政治部主管人事的第一組,總政治部在介壽館,即總統府,會客室在後門,我們先從承辦科員找起,好在我們有同學在裡面工作,很快就打聽出承辦科員是誰,他出來見我們,一聽此事,便說這事非他所可決定,要找科長。等了許久,科長出來接見,沒有坐下便告訴我們這是組長親自決定不放我們,非科員或科長的簽辦事項。組長官大,我們沒有資格要求會客,托在裡面服務的同學向白組長解釋我們的情況。同學很熱心,不久就有了回音,說是此事與組長無關,軍中人事由國防部第一廳主管,要我們向第一廳打聽。國防部第一廰在木柵,當即由我趕回木柵。中飯也沒有吃,立馬前往。第一廳位於政大對面的小山坳中,是U字形的幾列平房,記憶中沒有大門,最靠外面的一間便是傳達室,這裡也沒有像介壽館總政治部的規矩,會客要填單子,再由坐在高櫃台後的接待人員審查,驗明身份,問明來意,再打電話進去找人。第一廳的傳達人員經我說明情況,到門口用手一指,要我去找那一間房裡的人去問。我進去後沒有人理睬,只好隨便找一張辦公槕後的中尉,客氣的向他說明來意,他聽完後便進隔間問他的上級此事是那一科管。聽到裡面說總政治部的人事是由某某科辦,這中尉出來領我到門口,指對面一排房屋的一間說,「你去找某科長。」我謝了他,便去他所指的一間,進去說要見某科長。又是一名中尉軍官,問我找科長甚麼事?我作了簡單的解釋,他直走進科長辦公室說有人為入學的事來找。科長要我進他的辦公室,上下打量我有幾分鐘之久,開口說道:

「呵!要進大學嗎,很好!很好!我過去在大陸也在大學唸過幾年,成天想回去把學分修完,要是可能的話,我早就大學畢業了,還等到今天。」他搖搖頭說:「我看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我聽了後怔在當地,自忖這關可能過不去了,但我不能就此罷休,便同他解釋,並拿出國防部准考的命令來給他看,拿不准這准考的公事發出時是否曾由他經手簽辦。

他拿着公事看了大半天,不置可否,我看僵在那裡不是辦法,便大膽的說:

「我能見廳長嗎?」

國防部第一廰廰長是毛人鳳中將,一個中尉要求見中將,心裡忐忑想一定會被拒絕,想不到他卻坐下來搖電話,得到答覆,便說你去那間房去等候。我大喜過望,對於毛中將之肯與我這小中尉見面,覺得非常榮寵。趕緊去他所說的一間屋子,坐在沙發上等,不一會,毛中將從裡間出來,他是特殊人物,久聞大名,以為既是高級特工,想像中定是一身霸氣,威武攝人。想不到他卻慈祥和靄,誠懇謙虛。他耐心的聽完我的敍述,說:

「我坦白對你說,你的事仍舊要找總政治部。命令是我們發佈的,沒錯,但我們並沒有政工人事的決定權,我們根據總政治部的來文照發命令。讀書是好事,你回去那邊好好的同他們講吧。」

廿八日到台北向曹伯一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的講了,確定關鍵掌握在第一組,但白組長一直推托,不接見我們,我們有理由,但無法對他當面講清楚。直挨到快下班時,我們覺得別無他法,乃決定找最高層,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要見主任在辦公室以會客的方式是不可能的,我們商量後決定找到他官邸去告狀。裡面工作的同學很容易便打聽出主任官邸的地址,在台北巿龍江街。兩人搭公車前往,在幽暗的門燈下敲門,穿便裝的司機出來應門,聽說找主任,便要關門,一面說「不在家」。曹伯一上前一步,同司機說了幾句話,聲音低得聽不清楚,但可以分辨得出來是在講一種浙江方言,也不知道說甚麼。司機站住,用方言同伯一聊了起來,原來蔣主任同曹伯一都同是浙江人,司機也是,他們用方言講了有五六分鐘,然後聽他說:

「好!我去報告夫人。」轉身便進去了,沒有關門。

一會兒蔣堅忍夫人出來,首先便說,「主任去馬祖了,要過兩三天才回來。」

我們便自我介紹,並把我們的困難向她訴說。她聽了說:

「年輕人去讀書求上進很好呀,為甚麼不准,好!主任回來我同他講,他下月一號回來,你們在那天晚上來聽消息吧。」

她要我們把名字給她,就進去拿了紙筆,在昏黃的門燈下寫了我們的名字後,向她道謝告別。

在公車上,我問伯一用甚麼方法把司機拉回來聽我們講話,他教訓我說:

「以後不能叫他司機,要叫他副官!」

十一月一日是蔣主任預定回家的一天,晚上同曹伯一在細雨霏霏中又去龍江街主任官邸,下公車後便看到黑色轎車停在門口。我們按門鈴,還是副官來應門,看到我們兩個後態度和氣親切,他告訴我們主任剛回,正在吃麵,吃完便要趕去中山堂參加晚會,要我們利用這短短的時間把事情對主任說清楚。聽到我們的聲音,夫人也出來了,告訴我們壞消息,說我們的事她同主任講過,主任知道這事,己經不准了,沒有辦法。我們便把原來國防部准考的事要她轉報,夫人要我們把國防部發給我們的准考公文給她,我正要把我我的一份遞過去時,卻聽曹伯一說:

「報告夫人,能不能讓我們親見主任兩分鐘,向主任報告一下。」

於是我又把手縮回,這時蔣堅忍趿着拖鞋,手裡拿着一雙筷子,走到門口,對我們說:

「你們的事不用談了,我都知道,剛開過會,你們的事是一個提案,沒有通過,你們也不用再想東想西,回部隊去吧!」

這時我們把公文呈給主任,並說明當初讓我們考,而現在考取卻不讓上學,似乎不合情理。主任接過公文,草草一看,有點訝異,說:

「你們把公文留在我這裡,我查查看是怎麼一回事。」

我在十一月三日再往海總拜訪伯一,他告訴我他又去見到了蔣主任,答應本週內將此事解決。

事後我們知道此事至此便己塵埃落定,聽說主任第二天找白組長出示我們的准考公文,質問他為何在開會時沒有提到已經先准我們報考的事。白組長答覆說不讓我們去入學是因為牽涉太廣,影響太大,在政工系統中,有很多都在大陸便已讀過大學,因局勢變化沒有畢業,教育部當時發佈一項辦法,准許在大陸的各大學肄業的學生,在教育部有案可稽的都可免試進入台灣各大專院校完成其學業。如准我們二人入大學,則上百的政工人員因合乎資格都要一窩蜂的進大學,軍中政工會一下子缺員太多,受不了這衝擊。主任認為國防部發出的命令之效力應該尊重,所以首先要讓我們入學,所衍生的問題可以從長計議。

然而我們當事人那時卻看不出有這問題有解決的徵象,十一月六日我重去找伯一時,他告訴我說事己不諧,不准離職就學的公文己經下達到我的單位。果然艇隊部來了電報,說入學未准,逾假已久,命我立即歸隊,否則將以前方﹝澎湖群島當時算是前方﹞逃亡論處。

為了申復,而且逾假甚久,我必需回澎湖原單位把事擺平。向學校請假三週,但只准了十天,九日搭火車南下,在好友胡樹明處寄宿一宵,於十一日在高雄搭宜蘭號班輪,於次日抵達馬公,把一切情形及經過向隊部陳明,請隊部為我向國防部上文申覆,並登記十一月廿一日的空軍便機的機位。政治處張主任不願意為我申覆,我托劉副主任為我說項,反覆四次之多,終獲首肯。這時報載我前次所搭乘在海上因機件故障而飄流了十小時的光盛輪,又因故障漂流,五小時後在大風浪中於東吉嶼附近觸礁沉沒,乘客八十餘人全都罹難,慶幸上次我搭此輪漂流沒有飄到東吉嶼,也慶幸這次搭的不是光盛輪。

廿一日我搭機飛台灣,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飛機,是空軍的一架運輸機,沒有座位,空空的機艙,兩邊散放着幾十個布包,乘客多是穿軍服的各兵種的官員,只有兩三個穿便裝的。當時不知道這些布包是甚麼,大家都坐在上面,後來才猜是降落傘。機艙沒有窗子,聽到轟轟然起飛,感到機身上下搖擺,約四十分鐘便到了台南,較諸乘船的費時、費力、又費錢,不可同日而語。下機後隨即乘火車於晚上到達台北,睡在朋友家。次日清晨即去總部找伯一詢問進展情形。他說機會還是有的,並未絕望。乃回學校。

十一月廿八日開始期中考。我一面參加期中考,一面還要為此事奔忙,十二月一日到台北找曹伯一,說是事情很困難。十二月九日再到海總,獲告說可能准許入學,但不支薪糧,畢業後仍舊以原階回部隊服務。十二月十二日收到曹伯一來信謂己准許入學,公文已經發到我的原單位,到此入學之事總算圓滿結朿,這時已近學期的期終考試。

有一位關心我的朋友聽到消息,遠從中部特別趕來,向我舖陳利害,勸我在這種條件之下,應該放棄學業,因為不但極可能因生活問題而輟學,即使可以熬到畢業,回部隊仍須以原階服務,到時其他幹校同班同學都己是少校階級,而我還是中尉,吃虧太大。而且即使大學畢業後可以不回軍中服務,以我所學科系,出路仍是公教人員,待遇相差有限,何必費此精力及時間。他所列的理由充份,所舉事實翔明,當天我們中飯後上指南宮,回來又共吃晚飯,一路一直相勸,苦口婆心,條分縷析的勸說我整整一天,令我感動。但進大學是我的素志,也是對祖父的負擔,雖然有百般不值,會遭遇千種困難,我覺得還是先讀了再說,走一步算一步,其他種種到時再作計較,我記得用一句瑞金俗語來應付他,「船到橋頭自然直」。他看勸我不動,嘆氣說:「就讓它自然直吧。」臨別時掏出二百元來給我,我要拒絕,說目前並不缺錢,他說你收下吧,將來會用得着,送他到校門口見到一側的郵政代辦所,他建議我在此開一個郵政儲金戶頭,把餘錢存入,以備不時之需。我第二天便遵他所囑去開了一個賬戶,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金融機關開戶,決心讓賬戶裡至少要維持款項二百元,一方面感念好友的關懷,一方也給自己警惕,要做得比他所預言的更好,我保持這賬戶一直到我離開政大為止。

不過我也留了一條後路,萬一這次入學不蒙許可,回部隊後我還是要按規定準備再報考理工科系,雖然會耽誤一兩年,但畢竟是我興趣所之,也不算太吃虧。我在親戚家中曾碰到過一位空軍少校,李志舟,談起來他也正在準備考大學,因志趣相投,曾有一段時間互相交換意見。他因為從事機械工程方面的工作,所以想報考機械工程系。在總政部一組對我入學刁難後,曾起意與他聯繫,商討投考理工科系一應事項。不過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後來既然准我入學,還是先讀為尚。至於李少校,據親戚說他如願考入成功大學,他是依新規定帶職入學,薪餉照發,生活無虞,就學過程比我平順多了。

與軍人入學報考理工科系的新規定來比較,總政治部開出這不支薪糧並要以原階回部隊服務的條件是很苛刻的,其目的相信是企圖藉此來遏止政工人員復學的風潮。但這辦法並未見效。現職政工人員在教育部有大學學籍者計三百餘人,在我們獲准入學後一年之內先後申請復學,大都進了台灣大學法學院各科系。次年十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台灣大學訓導長傅啟學競選該校黨支部代表,就讀法學院的政工人員全都是黨員,藉機聯合向傅啟學要求,以向大會提出我們這批政工人員復學後的困難為條件,換取他們二百多張選票。傅教授順利當選,並遵約向大會提出有關我們的提案。提案的技巧高妙得很出我們的意料之外,據說提案中除了陳述國防部對我們這種條件的不合理,與新規定相較亦不公平的事實外,還說當時友黨,即青年黨與民社黨,正在以供應我們學習期間的費用來爭取我們改入他黨,「試問,這批人如為友黨所爭取後,回到軍中後會發生甚麼作用?」當時還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時代,國民黨當然絕不容許這種事發生,大會於是一致讉責國防部的不當,決議命其迅速合理解決此事。國防部已經照美軍顧問團的建議,執行軍中預算制度,沒有這筆經費來維持我們,於是幾個月後一紙命令全都免職,把我們一足踢出了軍隊。這批復學政工人員畢業後雖未再為國軍政工服務,然而其對社會國家的貢獻較諸在部隊有過之而無不及,有的成為律師和法官,有的是學者和教授。伯一兄在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後考進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獲博士學位,後來更被遴選為考試院的考試委員,並在政大執教終生。

我比政大同屇的同學們年長七歲,同房間的學弟們與我初逢乍見,不明就裡,見我雖考取大學,但總是蹺課,常常外宿,而且有時還十天半月不見人,便當我是品行不端,不讀書而到外面胡天胡地的不良份子。這印象直到我期終考試成績優異,而且在次年下學期考取高考普通行政科第一名以後才改觀。但我蹺課逃學的真正原因,相信到現在他們還是不甚瞭解。
然而,「過了一山又一山,大學之道百般難,」要在政大讀下去,還要克服另一個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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